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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之陨落：对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的深度考证（修订版）
敲开地狱之门gwwn
本文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UO尼克大佬，本文是他的新大作的修订版。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尼克佬在这一版里删掉了他认为的最初版本里的那些多余和冗长的内容并纠正了最初版本里出现的所有细节错误，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新料和尼克佬本人对战争最后阶段德空损失飞机数量的估值，全文约2.2万字。
尼克佬在文中对最近通过仔细查阅德国空军的官方档案的方式对德国空军在二战期间在各大战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文中出现的所有数据均出自德国空军的官方档案，同时尼克佬也将在文中对网上广为流传的几份关于二战德空飞机损失数据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进行分析。本文是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上第一篇正儿八经地通过深挖德国空军官方档案来对整场战争期间德国空军损失的飞机数量进行系统性论证的文章，之前中文圈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过这件事，尼克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本文对于中文圈研究二战德国空军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毫不夸张地说，本文的质量即便是放在国外也代表了当下最顶尖的水平。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我们转入正文部分：
关于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在各大战场究竟损失了多少架飞机（尤其是德国空军在东线战场的损失飞机数量）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正好鄙人最近对德国空军的一系列官方档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顺带对这些年来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几份关于二战德国空军飞机损失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
先简单说说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对飞机的各种受损程度的定义标准：
0-10%：轻微损伤，可由负责该机的地勤人员就地修复。
10-24%：中度损伤，由该机所属部队的地勤单位进行简易维修即可修复。
25-39%：重度损伤，需要留在部队驻地进行整机大修（这个级别的损伤所对应的德文术语是“Überholung”，即英文的“Overhaul”，这种程度的损伤意味着飞机在短期内是无法出战的）。
40-44%：系统级损伤，需要直接更换起落架、液压系统等核心零部件。
45-59%：严重破损，需要对机身的各种大型结构部件进行大范围的更换。
60-80%：全损/除籍标准，整机退役拆解，可用零部件拆作备件。
81-99%：完全损毁，坠毁于己方控制区域。
100%：坠毁/失踪于敌方控制区域或海上。
综上所述，德国空军对飞机全损的定义标准是损伤程度大于等于60%。换句话说，当一架飞机的损伤程度达到60%的时候，该机就已经无法被修复了，而受损程度低于60%的飞机都是可以被修复的。
值得一提的是，损伤程度达到和超过40%的飞机是无法被前线单位自行修复的，必须被送到后方进行系统性维修和更换零部件，所以，损伤程度在40-59%之间的飞机虽不会被除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脱离战区。因此德国空军的前线单位在统计飞机保有数量的时候根本不会计算这些飞机，但会把那些留在基地进行大修的飞机给算进去。
接下来再科普一下德空损失统计表格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关键术语：
Verluste：损失。
Frontverluste（缩写为“Front”）：直译过来是“前线损失”，这个词经常被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误解为“战斗损失”或者“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比如德国官史第四卷的作者们就把截止到1941年12月27日为止德空在东线的“前线损失”当成了战损以至于严重低估了德空在东线因非敌对原因造成的飞机全损数量），实则不然。按照德空的标准，前线损失不仅包括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例如在空战中被敌机击落、被敌方地面火力击落、被敌方步兵火力击落、在地面上被敌机空袭摧毁、在地面上毁于敌军炮火、在作战中失踪等等），也包括了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因为因非战斗原因（例如机械故障、操作失误、恶劣天气等等）造成的损失，因此这个词的含义绝对不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战斗损失”，其统计范围要比“战斗损失”宽泛得多。建议将这个词翻译成“军事行动损失”（参考德空战史的资深大神Dan Zamansky的译法）。
Gefechtsverluste：该词直译过来是“战斗损失”，但是，按照德空的标准，该词只是上面提到的“前线损失”或“军事行动损失”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其含义和统计口径与Frontverluste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个词不可以单纯根据其字面意思直接翻译成“战斗损失”，所以，严谨的翻译方式是将其译为“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
Heimatverluste（缩写为“Heimat”）：字面意思是“后方损失”，但是，这样翻译还是有些过于简单粗暴了些。这个词指的是非作战期间因各种因素（例如训练、天气、机械故障等等）而损失掉的飞机数量，因此这个词应该翻译为“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或者“非军事行动损失”。
Betriebsverluste：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同上。
Verluste durch Feindeinwirkung（缩写为“durch Feindeinwirkung”或“durch Feindeinw”）：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不含执行对敌任务期间因非战斗因素造成的损失，这个词可以直接拿来对标二战期间苏联航空兵统计口径里的“战斗损失”（如下面两张由毛毛熊大佬制作的图表所示，苏军是根本不会把在作战期间因非战斗因素损失掉的飞机算作“战损”的）。因此这个词既可以根据字面意思直接翻译成“敌对损失”，也可以翻译成“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缩写为“ohne Feindeinwirkung”或“ohne Feindeinw"）：在作战期间和非作战期间因所有非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可以翻译成“非敌对损失”或“非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 mit Feindauftrag（缩写为“mit Feindauftrag”）：在执行对敌任务期间因非敌对原因而产生的损失，即“作战期间产生的非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 ohne Feindauftrag（缩写为“ohne Feindauftrag”）：在没有执行对敌任务的时候因非敌对而产生的损失，跟上面提到的“Heimatverluste”和“Betriebsverluste”是同义词，即“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
Totalverlust(缩写为“Total”):因损伤程度大于等于60%而被除籍的飞机数量(ab 60%),即“全损”。
Beschädigt：受损，即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
Jenseits：因战斗原因全损于敌方控制区域内的飞机。
Diesseits：因战斗原因坠毁或迫降于己方控制区域内的飞机。
Insgesamt：总计。
让我们先来看看1939.9.1-1941.6.21期间德空在战区内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
如图所示，巴巴罗萨前德空在所有战场共计全损6732架飞机（另有3657架飞机受损），其中有5350架是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其余的1382架则是在非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同期德空在各大战场上总共损失了14337名飞行人员（其中12244人损失于作战期间），其中11068人死亡、失踪和被俘（其中9476人在作战期间阵亡、失踪和被俘）。考虑到这份报告发布于1942年秋，因此图中显示的1941.6.22之前德空的损失数据无疑是极为精确的。图表来源：BA-MA RL 2-III/950。
除此以外，根据原始版本的德空月度飞机损失统计报告里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年5月底为止，德国空军上报的在战区内全损的飞机数量共计为6683架，其中因战斗原因（敌对原因）全损3893架，因非战斗原因（非敌对原因）全损2790架，战损占比为58.25%。考虑到上面提到的6732架全损数据的统计时间范围多了21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德空的原始月度统计报告还是相当精准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1941.6.22-1944.5.31期间各大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西线（注：这里的“西线”不仅包括西欧占领区和英伦前线，也包括帝国本土的防空前线）的德国空军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在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7855架（即“前线损失”或“军事行动损失”），飞行人员损失12022人（其中确认阵亡5090人、失踪和被俘4063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西线的德国空军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非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3791架（即“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或“非军事行动损失”），飞行人员损失6565人（其中确认死亡4543人、失踪125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南线（地中海+巴尔干）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6475架，飞行人员损失10438人（其中确认阵亡2788人、失踪和被俘5547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南线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非军事行动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425架，飞行人员损失2100人（其中确认死亡1299人、失踪100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东线（注：按照德空的划分标准，东线战场不仅包括苏联前线，也包括波兰、挪威东部、北冰洋航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这些地区上空的空战主要发生在德国空军和英美航空兵之间，跟苏联航空兵关系不大）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在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0104架，飞行人员损失19078人（其中确认阵亡5421人、失踪和被俘8194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东线德空累计上报的在非军事行动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673架，飞行人员损失2194人（其中确认死亡1313人、失踪44人）。
综上所述，1941.6.22-1944.5.31期间德空在西线和南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546架飞机（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4330架）、飞行人员损失为31125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22460人），在东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1777架（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0104架）、飞行人员损失为21372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19078人），以上数据的出处为BA-MA RL 2-III/1200，本质上是对各条战线每一天上报的装备和人员损失的数据的简单汇总，因此这份数据是不完整且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只能当作下限来参考。另外，上面这些数据都没有包括装备了GO 242和DFS 230的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关于这一部分后面会细说，对于究竟要不要将这类飞机算入前线的实力和损失的一部分，德空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期德空总共全损了592架滑翔运输机（其中375架损失于作战期间），其中233架损失于东线（其中154架损失于作战期间）,滑翔运输机部队的人员损失为133人（其中56人确认死亡、10人失踪和被俘）、其中36人损失于东线（其中17人确认死亡、6人失踪和被俘），详情参见下面几张图。所以，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同期德空在西线和南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905架（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4551架）、飞行人员损失为31222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22503人），在东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2010架、飞行人员损失为21408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19101人）。
综上所述，如果把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也算进去的话，从1939.9.1-1944.5.31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至少损失了38647架飞机（全损）和66967名飞行人员（其中死亡、失踪和被俘49661人），其中在西线和南线损失了26637架飞机和45559名飞行人员（其中死亡、失踪和被俘34666人），分别占德空在各大战场上的飞机总损失的68.92%和飞行人员总损失的68.03%，东线只占31.08%和31.97%；如果只看德空飞行人员在各大战场的不可恢复性损失（即死亡、失踪、被俘）的话，东线占比更是只有30.19%。此外，如果排除掉盟军航空兵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挪威东部、北冰洋地区和波兰给德空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损失数量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的占所有战场的比例都将会下降低于30%的水平。
接下来鄙人将通过引用BA-MA RL 2-III/946档案里的内容来一步步地对1944年6-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上的的飞机损失情况进行考证，先从6月开始。
本人在这里引用的BA-MA RL 2-III/946的月度报告对德空的飞机损失情况进行了细分，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在图中识别“战斗损失/敌对损失”和“非战斗损失/非敌对损失”。如图所示，6月份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损失了全损了1860架飞机（另有1524架飞机受损），其中1299架为战损（另有377架受损），561架为非战损（另有1147架受损）。当月德空在战区内因非战斗原因全损的561架飞机中有333架损失于非作战期间（另有732架飞机在非作战期间受损），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包括滑翔运输机。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本月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全损了1863架飞机，其中战损1299架。
具体分布如下：
本月德空近程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51架飞机（东线21架），其中战损30架（东线12架）
本月德军远程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45架飞机（东线18架），其中战损31架（东线15架）
本月德军（昼间）战斗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901架飞机（东线91架），其中战损667架（东线56架）
本月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130架飞机（东线13架），其中战损72架（东线8架）
本月德军驱逐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23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104架
本月德军（昼间）对地攻击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12架飞机（东线84架），其中战损74架（东线56架）
本月德军轰炸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325架飞机（东线42架），其中战损216架（东线22架）
本月德军夜间对地攻击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6架飞机（东线12架），其中战损8架（东线6架）
本月德军运输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78架飞机（东线14架），其中战损57架（东线10架）
本月德军总共有3架非Fi 156型号的联络机在战区内全损（东线2架），其中战损2架（东线1架）
本月德军空中扫雷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1架飞机，该机损失于巴尔干地区
本月德军气象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7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5架
本月德军海上航空联络部队在战区内全损6架飞机（东线2架），战损2架（东线0架）
本月德空海上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3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2架
本月德军Fi 156联络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24架飞机（其中东线12架），其中战损18架（东线7架）
本月德国空军滑翔机拖曳部队在战区内全损6架飞机（东线2架），战损1架（东线0架）
本月德国空军还在战区内损失了29架其他各型飞机（东线2架），其中战损9架（东线1架）
本月德国空军还在战区内全损了3架滑翔运输机（东线1架），其中战损0架
通过上述各图表的数据汇总，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1944年6月份德空在西线和南线总共全损1547架飞机（其中战损1105架），在东线全损316架（其中战损194架）。本人对后面的7-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的论证过程同上，由于篇幅所限，接在这里就不为大家一一演示了，直接说结论吧：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1944年7月到10月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全损了6939架飞机（其中战损5000架），其中东线1868架（其中战损1367架）。下面四张图是德空官方统计的1944年7月到10月期间的月度飞机损失数据总表。
综上所述，从1939年9月1日到1944年10月底期间，德国空军在所有战场上至少全损了47449架飞机，其中在东线全损了14194架飞机，占比为29.91%，然而，这个比例是很有欺骗性的：
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德空官方对东线战场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相当一部分东欧和北欧与盟军对线的德空单位都被算作东线的一部分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负责保卫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的JG 53联队第1大队、JG 77联队第3大队和JG 301联队第2大队，后来随着盟军轰炸升级，就连大名鼎鼎的超级大王牌哈特曼所在的JG 52联队第3大队也被拉去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跟美军第15航空队对线）；
其次，从1944年开始，盟国空军开始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从44年9月开始，匈牙利也被德空官方划归到东线部分了）、波兰和挪威东部等地进行频繁空袭，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德军战斗机部队也不得不频繁起飞对盟军的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进行拦截，损失率居高不下；
第三，得益于P-51战斗机的超远航程和44年5、6月份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的快速推进，44年夏天时从意大利中部的机场起飞的美军第15航空队的战斗机的航程已经可以轻松覆盖东线战场上的很大一部分区域了，再加上当时美军为了进行穿梭轰炸、在苏联境内也设立了自己的机场，所以，从1944年夏天开始，美军战斗机部队开始频繁游弋到东线上空对德军飞机进行猎杀并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第四，由于盟军和苏军在地面上的快速推进，到1944年9月底的时候，就连从西边起飞的美军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能够轻松覆盖整个东线了；
第五，在10月份北方集团军群退守库尔兰半岛以后，东线战场的北翼也处在英军战斗机的航程范围内了。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战争后期德空在东线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盟军造成的。就拿德军战斗机部队来说，整个1944年期间东线德军战斗机部队总共有30名中队长及以上级别的指挥官战死和失踪，其中有多达14人是被盟军战斗机击毙的（5人来自JG 301联队第2大队、3人来自JG 54联队第4大队、两人来自JG 77联队第3大队、两人来自JG 53联队第1大队、一人来自JG 52联队第2大队、一人来自JG 54联队第1大队），占比居然接近一半；1944-1945年期间德军对地攻击机部队有51名拿过骑士铁十字勋章的王牌飞行员确认在东线被敌机和高炮击落身亡或被俘，其中有13人命丧盟军战斗机之手、9人被苏军飞机击落、29人被地面火力击落，盟军战绩占比依然达到了25.5%，其中仅在1944年7月就有4名拿过骑士勋章的东线德空对地攻击机王牌被美军击毙：这四人中有两人死于7月22日发生在普洛耶什蒂上空的空战，另外两人死于7月25日发生在波兰上空的空战，光是在这两次空战中美军战斗机部队就击落了15架德军对地攻击机，而当月整个东线德空对地攻击机部队总共确认损失于空战的飞机数量也只有42架而已（见下图的画圈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德空在东线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中最起码得有1/4以上是在作战中被英美盟军击毁的（如果单看战损的话，盟军战绩的占比则至少在1/3以上），而1944年之前德空在东线全损的飞机数量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盟军的战果，而且，战争期间东线的那些主要跟盟军对线的德空飞行单位（比如守罗马尼亚油田的那些战斗机单位）所遭受到非战斗损失也都应该算在盟军头上，除此以外，44年反水的那些德国仆从国的空军（例如罗马尼亚空军）在东线也有少量战果。个人估计，截止到1944年10月底为止，德国空军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实际全损的飞机数量在12500架左右（战损+非战损）左右，占德空在所有战场上的全损飞机总数的26.3%，同期德空在对苏战场上损失的飞行人员占比估计也跟这个数字差不多。
此外，本人还根据BA-MA RL 2-III/944和BA-MA RL 2-III/945的内容推算出了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上因战斗原因而全损的飞机数量和非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具体的论证过程和步骤与之前论证1944年6月份德空损失时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人的计算结果吧：
1943年9月到1943年12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976架飞机（其中战损619架），在西线和南线全损了3166架飞机（其中战损1766架），东线占比为23.56%（其中战损占比则为25.95%）。
1944年1月到5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1701架飞机（其中战损1055架），在西线和南线全损了6422架飞机（其中战损4173架），东线占比为20.94%（其中战损占比则为20.18%）。
综上所述，从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上总共全损了21087架飞机（其中战损13890架），其中在东线全损了4861架（其中战损3235架），东线占比23.05%（其中战损占比为23.29%）。保守估计，这一时期盟军航空兵和反水后的前德国仆从国的空军在东线击毁的德军飞机数量加起来肯定有1000架了，这意味着德空实际在对苏战场上因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都需要被减去1000架；另一方面，保守估计，同期东线的那些全程与盟国空军对线的德空单位因飞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估计也有300-400，这意味着德空这一时期实际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更接近3500架（其中战损2200多架）。因此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占所有战场的比重在16.6%左右，而战损占比则为16.09%。这里需要声明一点，以上数据均是包括滑翔运输机的，而本人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系列的档案里的月度汇总表格的最后一行总结归纳的飞机损失数量是完全不包括滑翔运输机的（虽然滑翔运输机的损失在表格中被列了出来），本人在计算的时候特地把这一部分加了进去。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战争期间德空月度统计报告这个话题。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学者和军迷不知道的是，德空内部实际上有两个版本的月度统计报告，一个是原版报告，另一个则是修订版（本人在上面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系列的档案正是修订版的报告）。正巧本人最近仔细研究了一下从1939年9月到1945年3月期间每个月的原始统计报告的汇总报表，发现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展示的是前线部队每月上报的飞机损失数量汇总，而非实际损失的飞机数量，在战况紧急、损失过大或者前线气候极端恶劣的时候，报告里都是会出现大量损失数据漏报的现象（尤其是非战斗损失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每个月也都会对过去遗漏的数据进行补报（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德空每日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明细中得到了证实，通过对比翻阅1945年2-3月份德空战区内的飞行单位的每日损失统计报告，本人发现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损失中不仅包括当日和当月的损失数据，同样也包括了大量的针对之前一两个月内乃至更早的时候所遗漏的损失进行补报的数据）。相比之下，修订版的月度统计报告才是真正反映德空每个月的实际损失的飞机数量的报告，本人在上面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里的那些统计报表的发布时间要比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的发布时间晚了一个多月（后者发布时间一般都是次月月初，而前者发布时间则是下下个月的中旬），这多出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正是用来对当月损失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剔除掉了所有的非当月的损失数据，所以，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的数据并不总能跟修订版的月度报告对上号。
不过，修订版的月度统计报告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修订版的月度报告将装备了GO 242和DFS 230的滑翔运输机部队排除在了总损失之外。无独有偶，本人在查阅战争期间战区内的德空单位每日上报的飞机和人员损失的相关档案时注意到，即便是在日度报告里，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也会被排除在汇总部分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数据之外。因此，本人合理推测，负责为各大战区调拨装备和兵力并统计装备和人员损失的德空总军需部第六处内部对于像GO 242和DFS 230这样的靠运输机或轰炸机牵引才能执行任务的滑翔运输机是否应该被算作前线飞机数量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要知道当时很多其他国家的航空兵部队是根本不会把这类飞机统计进去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种统计口径截然不同的损失统计口径：一种是包括了滑翔运输机的损失统计报告（例如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另一种则是排除掉了滑翔运输机后的损失统计报告（例如修订版的月度报告）。为了统一标准，本人还是决定把这部分损失统计也给算进去。
除此以外，由于目前无法找到反映1943年9月之前德空在战区内损失飞机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的电子版，且反映1944年10月以后的德空在战区内飞机损失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如果有的话）也完全缺失了，因此我们只能用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来推测整场战争期间的德空飞机损失数据了。
受限于篇幅，详细的计算过程就不演示了（毕竟光图片就得发68张，文字叙述部分也得有大几千字），直接说结论吧：根据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进行加总，1939年9月到1945年3月期间德空上报的在所有战场上战损的飞机数量（全损）为32863架、非战斗损失的飞机数量（全损）则为22263架，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为59.61%；此外，还有9993架飞机因战斗原因受损（损伤程度低于60%）、28638架飞机因非战斗原因受损（损伤程度低于60%）。也就是说，截至1945年3月底为止，战区内的所有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全损数量为55126架，考虑到原始版月度报告的数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越到战争末期就体现得越明显），因此我个人估计同期德空在所有战场全损的飞机数量不会低于56000架。再加上1945年4月和5月初的损失数据（包括终战前被盟军和苏军缴获以及被德空自毁的大量飞机在内），合理推测，整个战争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全损的飞机数量在59000-60000架之间，其中战损数量在35000-36000架之间。
遗憾的是，原版的月度报告只在战争初期的波兰战役期间对战区进行了细分，其他阶段都没有区分具体战区，更没有像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那样给出德空飞行部队的各兵种每月在各大战区损失的飞机数量，因此目前德空在各大战场的战损飞机数量和非战损飞机数量依然是个谜。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统计1944年5月以后德空在各大战场损失的飞行人员数量的文献总体上也依然处于缺失状态，目前本人只找到了1945年1月28日、1月30日、2月1日到20日、2月27日到4月1日期间各大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每日上报的飞行人员的损失明细且完整性十分堪忧。在这里我先挖个坑，本人未来还将会继续对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进行研究，一旦集齐了所有关于1944年6月以后德空飞行人员在各大战场的损失统计和1944年10月以后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统计的相关档案以后，我将会对这些档案的内容进行深度考证，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公众号上与大家分享。
上图展示的是一张来自BA-MA RL 2-III/1025的标准表格，展示的是1943年4月份德空上报的战区飞机损失情况，当月德空在战区内总共因战斗原因全损了561架飞机（其中252架飞机在作战中失踪，38架飞机确认毁于高炮，189架飞机确认毁于空战，2架飞机确认毁于步兵武器，80架飞机毁于空袭）、受损204架飞机，因非战斗原因全损416架飞机、受损618架飞机（其中237架飞机受损程度在40-59%之间，需要被拉去后方进行系统性维修）。
上图展示的是一张标准的德空日度统计报告的截图，来源是BA-MA RL 2-III/767，展示的是1945.3.16当天西线德国空军的部分单位所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明细，精确到了日期、所属单位、地点、原因、飞机型号、飞机编号、受损程度、军衔、姓名和人员下落（死亡/受伤/失踪）。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虽然已经是3月中旬了，但上报的这些记录却基本全都是针对之前的2月下旬到3月初这个阶段所漏报的损失进行的补报，完全看不到当天的数据，可见战争最后阶段德空统计系统的滞后性有多么严重了。
下面附上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期间德空战区飞机损失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中的汇总部分。
另外，本人还找到了一张德空总军需部第六处于1945.1.17发布的一份反映从1939.9.1到1945.1.10期间德空的飞机和人员损失情况（包括滑翔运输机部队在内）的相关报告，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见上图）。这份报告显示，截至1945.1.10为止，德空所有战场上总共有40613架飞机全损于军事行动期间、10457架飞机全损于非军事行动期间，还有20492架飞机在军事行动期间受损、15171架飞机在非军事行动期间受损，飞行人员损失81401人，其中65852人损失于军事行动期间（23132人确认阵亡、16567人负伤、26153人失踪，失踪人员中有4104人已经确认被俘）。此外，同期战区外的德空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也有11442架飞机全损、9931架飞机受损，飞行人员损失15636人（其中确认死亡9303人、受伤6067人、失踪266人）。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份报告严重低估了1945年1月份的前十天里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要知道仅在元旦当日袭击西线盟军机场的底板行动中德空就全损了280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仅此数据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表格里显示的1月头10天德空在战区内因所有因素全损的220架飞机），包括3名联队长、5名大队长和14名中队长在内的多达237名飞行员阵亡、失踪和被俘（此数据也已经超过了表格中所给出的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在1月份头10天里阵亡和失踪203人的数据），而且，由于这份表格是根据前线部队每天上报的损失数据汇总而来，因此1月份之前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综上所述，表格中给出的德空截至1945.1.10为止在所有战场全损51070架飞机（40613+10457）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我个人估计，截止到1945.1.10为止，德空在各大战区内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不低于52000架（其中战损数量大约在31000左右），其中约13000架损失于对苏战场上（按照等比例推算的话，其中战损在7700-7800之间），占比约为25%。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整场战争期间德空在战区内的战损占总损失的比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通过1943.9-1944.10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区的飞机损失的月度报告，本人发现了一个现象：随着德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战场形势越来越严峻，战争后期德空的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也跟着水涨船高。根据原始版本的德空月度飞机损失统计报告里的数据显示，1939.9-1941.5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3893）占总损失数量（6683）的58.22%，1941.6-1943.8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10138）占总损失数量（18826）的53.85%，而1943.9-1945.3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18832）占总损失数量（29617）的比例上升到了63.59%。
这里我要说一件非常反常识的事情，横向对比的话，整场战争期间德空战损率最高的时期并不是1944-1945年，而是战争初期的1940年5月-6月（即法国战役期间）。研究德空战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姆森.默里在其所著的“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一书中整理的数据显示（见下图），1940年5月至6月德空在战区内全损的1428架飞机中战损占了1129架，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高达79.06%！除此以外，德空在法国战役期间的短短40多天的时间里的全损飞机数量达到了战役开始时德空飞机保有数量的28%，而全损和受损的总数加起来更是达到了36%。由此可见，早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空军就已经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了，法国战役的烈度实际上被后人严重低估了。在后面的7月到9月的不列颠空战期间，德空再次遭受了惨重损失，但由于时间跨度更长，因此损失率反而没有法国战役期间那么夸张了（3个月的时间里全损飞机数量占初始力量的37%、全损和受损加起来占初始力量的52%），不列颠空战期间德空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也从法国战役期间的79.06%下降到了72.37%。
如上面几张图表里的数据显示，德国空军在法国战役和不列颠战役期间蒙受了相当惨重的损失（5-9月期间德空在战区内全损的飞机数量高达3064架，其中战损2313架），以至于德国空军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元气。考虑到历史上41年和42年期间德国空军（尤其是德军战斗机部队）在所有战场上都以少打多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人类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逆天战绩，可想而知，如果没有40年这两场战役给德空带来的巨大消耗的话，41年和42年期间战术水平、飞机性能和人员素质都处于历史巅峰期的德国空军的整体实力将会达到多么恐怖的程度。
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拉回到战争末期。1945年1月中旬，德军在西线的阿登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发起的反攻已经彻底失败了，而东线的苏军此时也开始大踏步地向德国纵深腹地挺进，因此德空主力开始东调，东线又重新成为了德空的主战场。然而，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只剩下不到4个月了，而且，德空饱受燃料短缺困扰，出击频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因此留给苏联人追赶盟军的时间和机会已经着实不多了。此外，由于当时整个东线都处于盟军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所以，即便是在战争最后的3个多月里德空在对苏战场上的损失依然无法占到多数。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1月中旬到终战，德空昼间战斗机部队战死和被俘的59名中队长及中队长以上级别的指挥官中有29人折损于苏军之手的、30人折损于盟军之手；
第二，本人分别对2月16日到20日、2月27日到4月1日期间德空部署战区内的所有飞行单位每日上报的飞机损失进行了一番考证，发现战区内的德空单位在这39天的时间里累计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50架（包含大量补报数据在内），其中有1104架是当时正在东线作战的那些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保守估计，这1104架中至少有两成是盟军造成的；此外，战区内的德空补充训练单位上报的那些损失中也有一部分是苏军造成的。个人估计，这1950架全损飞机中大约有900架是出现在对苏战场上，占比为46.15%，略低于一半。
综合来看，战争最后阶段（1月中旬到终战）德空在对苏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损失比撑死也就五五开的水平，甚至有很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比例。个人推测，1945年1月中旬到终战期间，德空全损的飞机数量在7000-8000之间，假设其中一半左右（实际很可能没有）全损于对苏战场的话，那么整场战争期间德空在对苏战场上全损的飞机数量在16500-17000架之间（相比之下，根据克里沃舍耶夫的统计苏联航空兵在战争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高达106400架，即便是排除掉大后方的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全损的飞机数量，战争期间苏军在前线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也不会低于85000架），占德空在所有战场上全损飞机数量的27.97-28.33%之间，这个区间大概是德空在对苏战场上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占所有战场比例的上限了，而实际占比则大概率要略低于这个区间（但也不太可能低于27.5%）。
总的来说，在打击德国空军方面，苏联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远远达不到决定性的程度，在这方面真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美英盟国（尤其是美国）。更不用说战争期间苏军装备的高射炮和战斗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盟国援助的（战争期间盟国援助的战斗机数量接近苏联自产的1/4，盟国援助的高炮数量更是接近苏联自产的三成），而且，红空军对盟国援助的大量高辛烷值燃料更是极度依赖。
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三份关于二战德国空军损失数据分布的表格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先从Ольга Тонина 和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 这两位俄国网友抄录的表格开始。
上图是这两位俄国网友抄录和整理的1942.3-1944.12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飞机损失的俄文原版表格。
上图是这张表格的中译版。
这两位俄国网友引用的表格经常被互联网上的亲苏人士引用，原因是表格里的数据里的东线部分占比很高（达到了36.9%），而且，这份表格上方显示的数据来源的档案序列编号（BA-MA RL 2-III/874-882）也的确是出自德空官方档案，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份表格里的数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表格上方显示的BA-MA RL 2-III/874-882的确是出自德空官方档案，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两位俄国网友曲解了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档案里的数据所代表的含义。BA-MA RL 2-III/874-882这9份档案展示的是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期间德空战区内的前线单位和训练补充单位每月的短期内可出动的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因此这些档案里所显示德空每个月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和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并非这两位俄国网友所理解的“不可恢复性损失”（即损伤程度超过60%的飞机），而是包括了损伤程度在40-59%之间的飞机数量，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飞机虽然都是可修复的，但由于受损程度过于严重以至于根本无法留在部队进行修理，不得不被拉去后方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维修，因此前线的德空单位在统计自身保有的飞机数量时会把这些飞机给排除在外。而且，这些档案里的表格甚至把每月月底的时候留在德空各单位的基地进行大修的飞机（即损伤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也给统计了进去，毕竟这些飞机暂时还无法起飞执行任务，因此也就不能被算作一支部队的有效力量。东线损伤程度超过40%的飞机占比较高不代表全损占比也高，更不代表飞行人员损失占比也高，更不用说这两位俄国网友还忽视了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1944年德空在东线损失的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损失于盟军之手且1944年之前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也有一小部分损失于盟军之手。
下面给大家展示两张图表以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系列的档案所代表的真实含义。
上图显示的是1943年9月份德空前线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表格来源是BA-MA RL 2-III/878。表格最左列对应的是各兵种，表格中的A项指的是期初（即8月31日）德空前线单位短期内可出动的飞机数量，表格中的B项反映的是当月飞机新增数量，B项分为新增总数、新交付给部队的飞机数量、成功修复的飞机数量、从其他单位调来的飞机数量四列，C项反映的是当月飞机减少数量，C项分为飞机减少总数、因敌对原因导致的飞机减少数量（即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因非敌对原因导致的飞机减少数量、留在部队进行大修的飞机数量（即受损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数量）、调至其他单位的飞机数量，表格最右列展示的则是期末（即9月30日）德空前线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整个计算公式如下：期初总数+新增总数（即“交付数量+修复数量+从其他单位调来的飞机数量”）-减少总数（即“因战斗原因减少数量+因非战斗原因减少数量+留队大修数量+调至其他单位的数量”)=期末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的“Überholung”（即目前正处于留队大修状态的飞机数量）不仅包括当月新增的受损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数量，也包括了当月之前就已经受损但直到当月月底依然没有被修好的飞机数量，因此每个月的报表中所显示的留队大修的飞机数量其实都是包括一部分重复统计的。除此以外，表格中显示的因敌对原因和非敌对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中还包括一部分对之前漏报数据的补报。
上图显示的是1943年9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动情况，表格来源是BA-MA RL 2-III/878，表格里的具体项目和前面那张图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这两位俄国网友错误地将德空在战区内部署的那些补充和训练单位当成了后方的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因此把这些单位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强行排除在战区之外了，实际上战区内的这些单位在战争期间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都是出现在西线和南线，把这些单位的损失排除在战区以外无疑大大拉高了东线所占的损失比例，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其他战场的比例。
第三，他们制作的表格里的数据错误实在太多了，甚至其中绝大部分数字都是错的。就拿44年部分来说，他们给出的每个月里德军前线单位的战损和非战损数据居然没有一次能和档案里的数据对上号的：本人根据BA-MA RL 2-III/880-882里显示的数据进行加总，整个1944年战区内的德空一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导致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14646架，比这两位俄国人整理的表格里显示的数据（14429架）足足多出了217架，同期德军一线单位因非战斗原因导致受损程度大于40%的飞机数量为9714架，比他们整理的表格里的数据（9947架）又少了足足233架；除此以外，整个1944年期间战区内的补充和训练单位由于战斗原因导致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331架，比他们的表格里的数据（248架）多出了83架，这些单位因非战斗原因导致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2250架，比他们的表格里的数据（1902架）更是多出了足足348架！下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本人的计算过程：
1944年1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64架（俄文表格里的数据是868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4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68架）
1944年1月份，德空在战区内的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0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6架）
1944年2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7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73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3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64架）
1944年2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5架）
1944年3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8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000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8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21架）
1944年3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3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3架）
1944年4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52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8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2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02架）
1944年4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4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59架）
1944年5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28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30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4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23架）
1944年5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9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41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0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24架）
1944年6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8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8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82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41架）
1944年6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3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77架）
1944年7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68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93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0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20架）
1944年7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0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81架）
1944年8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79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52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7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45架）
1944年8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8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74架）
1944年9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6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5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3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36架）
1944年9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9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96架）
1944年10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1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0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9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76架）
1944年10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5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0架）
1944年11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9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9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2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28架）
1944年11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也是1架，总算对上了，太不容易了）、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7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9架）
1944年12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4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4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2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14架）
1944年12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5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38架）
我们用上述的这些数据相加，得出整个1944年期间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646，同期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非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714，同期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31，同期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非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250。
由于这两位俄国网友所引用的这些文件并没有按照战区对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数量和飞机损失数量进行分类，而是单纯地以大队和中队为基准单位来罗列各大队和中队每月新增数量和减少数量的情况（在这些文件的统计口径中，像战斗机部队、轰炸机部队这样的规模较大的兵种的基准单位是大队，像侦察机部队、联络机部队这样的规模较小的兵种的基准单位则为中队），再加上1942年到1944年期间东线德空飞行单位的流动性都很大（有些部队月初的时候还在东线、月中或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被调去西线或者地中海了），这无疑极大增加了他们整理和统计数据的难度。我猜测他们在计算的时候直接跳到各大队和各中队的统计数据部分了，压根就没看每个月的汇总表格部分，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制作的表格里的数据跟原始数据完全对不上，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做到把几乎每个月的数据都给算错，这也确实是一种本事了。对此我只能说东斯拉夫民族粗心大意、眼高手低、完全不重视细节的马大哈属性真的是深入进了绝大部分俄国人的骨髓里了。
下面几张表格来自BA-MA RL 2-III/874，展示的是1942年7月份德军昼间战斗机部队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基准单位是大队（德空的大队级别单位番号的前缀用的是罗马数字），完全没有区分战区
下面几张表格同样来自BA-MA RL 2-III/874，展示的是1942年7月份德军侦察机部队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基准单位是中队（德空的中队级别单位番号的前缀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同样完全没有区分战区
第四，至于这两位俄国学者所整理的另一张图表的数据更是堪称“奇异搞笑”（见下图），完全不值一驳。
他们先是错误地将德空官方档案里显示的1941年到1942年初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上执行作战期间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当成了“战损”，然后又将同期德空在作战期间因所有因素导致的受损程度低于60%的飞机数量当成了“非战斗损失”，同时他们还完全无视了1941年到1942年初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顺带提一嘴，他们的这一部分的表格里所引用的数据来源并非是德空官方档案，而是东德历史学家Olaf Gröhler在1978年所著的“二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分布和损失”一书，我本人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究竟是这俩俄国人是被这本书的作者给误导了，还是他们自作聪明地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我说不好。
如上图所示，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月3日期间，德空在东线战场上所遭受的“前线损失”为2213架飞机全损（两位俄国网友把这个数据当成了战损）、1435架飞机受损（两位俄国网友把这个数据当成了非战斗损失）。
综上所述，由于这两位俄国人制作的表格里所出现的各种离谱的低级错误实在过多且他们自己也压根没有完全看懂他们所引用的档案的含义，因此他们制作的表格本质就是废图，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和意义，其质量只能用“拉完了”来形容，完全不推荐大家使用。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军迷都非常喜欢引用的来自研究德空的著名资深大佬Dan Zamansky在其撰写的关于1941年6月到1943年底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实力分布和损失情况的论文中所整理的关于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数据。
首先，Dan在其文章中计算出来的截至1941.6.21为止德空在所有战场上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中军官所占的比例、轰炸机全损数量、轰炸机机组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轰炸机部队的军官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轰炸机机组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中军官所占的比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够和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里的数据完美对上号（见下图），但是，他把单发战斗机部队的飞机、飞行员、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据都给算错了。根据下图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6.21为止，单发战斗机部队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583架（1219+364）、而非1683架，而单发战斗机部队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则为717人（322+395）、而非866人，其中包括281名军官（而非Dan计算出来的317人），单发战斗机部队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里军官占了39%（而非37%）。
第二，Dan制作的德空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和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月3日期间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和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以及东线部分所占的比例倒是完全正确的，和德空官方档案里显示的数据完美对上号了。
第三，Dan汇总的1942年1月到8月期间德空飞行部队在西线、地中海和东线全损的飞机数量以及飞行人员和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的数据也是完全准确的（见下图）。
第四，在这张图里，Dan抄错了BA-MA RL 2-III/1200里汇总的1941.6.22-1944.1.1期间德空在东线、南线和西线上报的在军事行动期间所产生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详情参见下面的几张图。另外，Dan这里将南线战场称为“地中海”，这个描述是有问题的，德空上报的南线损失数据是包括巴尔干的。
因此，本人特地制作了一张更正后的表格，请大家过目：
注：图表中的数据均不包括滑翔运输机。
第五，Dan整理的1941.6.22-1944.1.1期间德空在东线、南线和西线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总数（包括非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损失）也都是错的。
因此，本人特地制作了一张更正后的表格，请大家过目：
注1: 图表中的数据均不含滑翔运输机。
注2: 德空在东线的军事行动期间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占所有战场的比例之所以显著高于总损失占比是因为东线极端恶劣的天气情况导致当地的德空飞行单位在执行任务时所承受的非战斗损失率远比其他战场更高，这种情况在冬季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六，Dan整理的这张反映1943.9-1944.9期间德空在西线、地中海和东线的飞机数量和飞机全损数量的表格也存在问题。正如Dan在注释里提到的那样，部分辅助飞机的损失被他排除在表格之外了，原因是报告中只列出了这些飞机的损失情况，却没有列出这些飞机的可动数量，这就导致Dan列举的这一时期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飞机全损数据和战损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本人根据Dan所参考的资料来源BA-MA RL 2-III/944-946里的各项数据进行加总，制作了几张更正后的表格（注：图表中的损失数据只包括全损，不含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请大家过目。
除此以外，Dan没有在表格下面的注释部分提及关于“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由盟军航空兵造成的”这个客存在的事实，这确实不太应该。
综上所述，Dan的论文里所提到的关于德空的飞机损失和机组人员损失方面的问题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在引用他给出的关于德空损失统计的表格时一定要小心。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Dan的论文质量依然是相当高的，而且，文中的绝大部分观点和结论也都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他在文中所引用的关于德空在各大战场的主要装备的分布数量也基本准确，他的文章完美打脸了所谓的“1944年初之前德空主力都在东线作战且同时期德空大部分损失也都是出现在东线”这条经典谣言。所以，他的文章的参考价值还是很高的，在这里强烈推荐给大家。
下面展示的这份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数据的表格是由研究德国空军战史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Donald Caldwell（此人撰写过JG 26联队的官方战史和作战日志、加兰德的个人传记、帝国防空战期间德空昼间战斗机部队的作战日志）制作的，表中的数据是Donald Caldwell根据东德历史学家Olaf Gröhler在1978年所著的“二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分布和损失”一书的第316至第336页中的数据整理而来。这份表格里的数据经常被部分亲苏人士恶意曲解，他们选择直接无视表格下面的那条星标注释，宣称“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00架飞机”或者“1944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00架飞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注释中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图中显示的“losses”（损失）指的就是飞机的全损数量（total losses）和受损数量（damaged）的总和，所以，无论是图中显示的1943.9-1944.10期间德空在广义的西线（包括西欧、德国本土、意大利和巴尔干）损失的27060架、还是同期在东线损失的8600架的数据都是包括了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数量的。
首先，这张图表的数据和真实数据还是比较接近的，但并不完全准确。根据上文中提到的1943.9-1944.10这13个月的修订版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显示，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同期德空在所有战场总共全损了20762架飞机，还有15215架飞机受损，总共是35922架，比这张表格里的数据多了317架。
第二，这张图严重高估了同期德国空军在东线的飞机占比和德国空军在其他战场的飞机数量。根据同期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来推算，这一时期德空部署在东线（含挪威东部、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和北极航线，后来又多了个匈牙利）的飞机数量占所有战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9-34%之间，远远到不了43-46%。
第三，Donald在下面的另一个表格中提到的整个1944年德空因战斗原因分别在东线和其他战场全损2406架和9768架飞机的数据都有些偏低了。根据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显示，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单单是44年的前十个月德空就因战斗原因在东线和其他战场分别全损了2564架和8752架飞机。
第四，Donald在图表下面的文字部分也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盟军的战果，和Dan犯了同样的错误。
第五，Donald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条极其经典的暴论（见上图的划线部分），他宣称“1941年年中到1943年年中期间德空大部分损失都是出现在东线战场上”，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上文所述，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1941.6.22-1944.1.1期间各大战区的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全损总数为23558架，我们用这个数据减去1943年9-12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区全损的4052架飞机，可得出从1941.6.22-1943.8.31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累计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为19506架，其中东线占了9095架，其他战场占了10411架。然后再减去1943年8月份的数据（当月德空在东线全损了472架飞机、在其他战场全损了946架飞机），可得出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3年7月底为止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32架飞机、在其他战场全损了9465架飞机，东线占比只有47.7%。换句话说，所谓的“1941年中到1943年中这段时间里德空损失的大部分飞机都是出现在东线”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哪怕是在这段时间内德空的多数损失依然是出现在西线和南线。
事实上，早在1942年10月份的时候德空在其他战场损失的飞机数量就已经开始超过东线了，在此后的9个月里德空在东线的损失飞机数量只在其中的两个月里（即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超过了其他战场的损失，其他的7个月里都要少于其他战场。换句话说，从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火炬行动开始，德空的主战场就开始逐渐西移了。
参考文献：
BA-MA RL 2-III/717a
BA-MA RL 2-III/717b
BA-MA RL 2-III/763
BA-MA RL 2-III/766-717
BA-MA RL 2-III/874-882
BA-MA RL 2-III/944-946
BA-MA RL 2-III/950
BA-MA RL 2-III/998
BA-MA RL 2-III/1025
BA-MA RL 2-III/1183
BA-MA RL 2-III/1192
BA-MA RL 2-III/1197
BA-MA RL 2-III/1199
BA-MA RL 2-III/1200
Murray, Williamson (1983). 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 Maxwell AFB: Air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58566-010-0 – via Hyperwa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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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与荆棘：二战巴尔干半岛游击队全史（1941—1945）
原创 伯利恒的约瑟 耶布斯沙龙 2026年5月23日 10:06 江西
1941年的春天，巴尔干半岛上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4月6日，希特勒以“惩罚背叛”为名，未经宣战便对南斯拉夫王国发动了闪电式入侵。五百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轮番轰炸贝尔格莱德，十五个德国师和意大利仆从军从三面突入。这场代号为“惩罚行动”的入侵，其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仅在贝尔格莱德空袭中，就有超过17,000名平民丧生。南斯拉夫军队尽管作出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在十二天内土崩瓦解，4月17日正式宣布投降。几乎与此同时，希腊也在德军的“玛莉塔行动”打击下迅速沦陷——尽管六个月前他们曾在阿尔巴尼亚山区奇迹般地击退了墨索里尼的进攻。克里特岛空降战役结束后，整个巴尔干半岛完全落入了轴心国的掌控之中。然而，希特勒大概不会想到，这片被他视为“附属品”的土地，即将成为整个二战期间最令德军头疼的游击战场。从此刻起，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巴尔干半岛上的游击队将从最初零星分散的抵抗小组，发展为足以与正规军正面交锋的强大武装力量。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希腊的ELAS和EDES、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民族解放军——这些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史册上。本文将从组建、发展、巅峰、胜利与改编四个阶段，系统梳理二战期间巴尔干半岛主要游击队的光辉历程，兼及次要抵抗力量的分析比较，力图呈现一幅完整、详实、客观的巴尔干游击战争全景图。第一章 暴风雨前的夜空：战前巴尔干与占领的开始一、多民族交织的半岛困局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这一称号并非源自偶然，而是数百年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要理解二战期间巴尔干游击战争的复杂性，必须首先了解战前这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南斯拉夫是一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等多个民族“捏合”而成的国家，国内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虽然同属南斯拉夫人，语言几乎完全相同，但由于历史原因——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两者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具有强烈的分裂主义倾向，认为自己在塞尔维亚主导的王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则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左右为难，成为民族冲突中最脆弱的一环。这些矛盾在战前就已经十分尖锐，1930年代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多次在议会中开枪，并策划了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恐怖袭击。希腊虽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政治上却分裂为王党派与共和派、君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亲西方者与亲苏者之间的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将军建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取缔了所有政党，并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这个政权虽然反对纳粹德国，但在国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将大量左翼人士投入监狱或流放荒岛。1940年希腊军队击败意大利入侵后，梅塔克萨斯突然去世，国内政治矛盾再次浮出水面。阿尔巴尼亚则是巴尔干半岛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直到二战爆发前，阿尔巴尼亚仍然是一个以农耕和封建宗族制度为主的社会，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全国识字率不足20%，首都地拉那只有不到6万人口。社会以北部山区的天主教宗族和南部的穆斯林地主为主导，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十分有限。1939年之前，阿尔巴尼亚名义上的君主是索古一世，但他的统治主要依靠意大利的支持和贷款维持。这种复杂的民族、宗教、政治和社会局面，既为纳粹德国“分而治之”提供了便利，也为日后游击队之间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分裂状态决定了各国抵抗运动的不同走向——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必须超越民族仇恨才能生存，希腊的抵抗力量必须同时面对君主制和独裁主义的双重遗产，而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则必须在极度的贫困和落后中艰难起步。二、轴心国的瓜分与傀儡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德军快速占领南斯拉夫后，希特勒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府，而是采取了一种更残酷、更精密的处理方式——肢解。南斯拉夫的领土被轴心国瓜分得支离破碎。德国的军队直接占领塞尔维亚北部，那里设立了军事管辖区，由塞尔维亚傀儡政府协助管理。克罗地亚被扶持成一个“独立国”，由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掌权。这个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实际上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傀儡政权。在安特·帕韦利奇的领导下，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他们发明了一套令人发指的屠杀工具——一种名为“塞尔维亚切割机”的钝刃刀具，专门用于快速割断受害者的喉咙。仅亚塞诺瓦茨一个集中营，就杀害了超过1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塞尔维亚平民。这个集中营的运作方式和死亡人数，在规模和残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纳粹的灭绝营相提并论。与此同时，意大利占领了黑山沿海地区和科索沃部分地区，墨索里尼梦想着恢复“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荣光。保加利亚则吞并了马其顿东部，在那里推行强制保加利亚化的政策。斯洛文尼亚被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三国分割。这种精心设计的肢解方案，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抵抗运动能够轻易地将整个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希腊的命运同样悲惨。德军占领了战略意义最为重要的雅典、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这三个地方分别控制着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和地中海航道。意大利军队占据了大半个希腊本土，保加利亚则吞并了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希腊经历了人类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之一。1941-1942年的冬天，雅典的街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具饿殍被收集起来，运往郊外的万人坑。据估计，占领期间希腊共有约3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绝大多数是城市平民。流亡政府逃往埃及开罗，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也随之出走，留下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希腊人民。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早在1939年4月，墨索里尼便已率先派遣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个从来没有现代政党传统的山区小国，在短短五天内即告沦陷。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兼任阿尔巴尼亚国王，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独立、实际完全受意大利控制的傀儡政权。墨索里尼将阿尔巴尼亚视为向希腊和南斯拉夫扩张的跳板，在这个“保护国”中投入了大量的殖民力量。可以说，直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之前，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主要“占领者”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驻军最多时达到10万人，分布在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三、占领初期的生活与抵抗的萌芽占领军的到来，给巴尔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贝尔格莱德，德军在占领的第一天就逮捕了数千名知识分子和犹太人，随机枪毙了其中一百多人作为“报复”。在整个南斯拉夫，德军实行“五十换一”的政策——每打死一个德国兵，就要枪毙50个塞尔维亚人。在希腊，德军和保加利亚军队在北部马其顿地区实行“焦土政策”，烧毁村庄、屠杀平民、强制迁移人口。在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殖民当局大肆掠夺粮食和牲畜，将这个本就贫瘠的国家推向了饥荒的边缘。抵抗的种子，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压迫和饥饿中萌芽的。在南斯拉夫，前王国军队的军官、共产党干部、学生、农民，都在寻找组织抵抗的方式。最初，他们只能在地下印刷传单，在咖啡馆里交换情报，在夜晚向德军巡逻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这些早期的抵抗行动虽然规模微小，但它们证明了纳粹的恐怖统治无法完全扼杀人心的自由。在地下活动中，共产党组织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组织优势。与流亡在外的王国政府不同，共产党干部就生活在本国人民中间，他们熟悉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的秘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信仰、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前虽然被王国政府宣布为非法，但党组织网络反而在地下活动中变得更加紧密和高效。希腊共产党虽然也在梅塔克萨斯独裁时期遭到镇压，但幸存下来的党员们依然保持着坚强的组织联系。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小组虽然数量少、规模小，但他们的信念同样坚定。到1941年夏天，星星之火已经遍布整个巴尔干半岛。只需要一个契机，这些散落的火星就会汇聚成燎原大火。第二章 星星之火：游击队的组建（1941年）一、南斯拉夫：从地下来到战壕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就在同一天，身处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第一个抗战信号。五天后，6月27日，南共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由南共中央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担任总司令。7月4日，南共又发布了《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入侵者及其雇佣军”。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拉开了序幕。铁托能够迅速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他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约瑟普·布罗兹，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做过金属工人，一战期间在俄军中被俘后经历了俄国革命，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多年，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和军事训练，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1937年被任命为南共总书记时，他面对的是一支元气大伤、四分五裂的党组织——大清洗波及了南共，许多老一辈领导人被处决或失踪。铁托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务实的态度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在短短四年内将南共重建为一个严密的战斗组织。当号召起义的号角吹响之时，南共各地的基层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组建了总共43支游击队、10个游击营和1个无产者旅。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人数就从数百人急剧扩张到了8万人。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如果考虑到底层民众对占领军的深仇大恨以及南共高效的组织能力，就不难理解了。游击队的组成成分十分复杂。有失地的农民，有无家可归的工人，有被纳粹种族政策迫害的犹太人，有不愿投降的前军官，有激进的学生，有流浪的吉普赛人。这种多样性既是优势也是隐患——优势在于它使游击队能够吸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隐患在于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思想意识、政治倾向和行为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二、“乌日策共和国”：第一个解放区1941年9月18日，铁托从被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秘密穿越火线，进入了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最高军事统帅。接手指挥权不久，游击队便对轴心国军队发起了大举反攻。在游击队的凌厉攻势下，德军猝不及防，重镇乌日策城竟然被游击队一举攻占。乌日策是一座坐落在山谷中的小城，人口约1.2万，拥有一个火车站、几家工厂和一座银行大楼。占领这座城市后，铁托立刻意识到它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位于几条重要交通线的交汇处，还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和足够的建筑物来容纳司令部和各类机构。游击队很快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他们占领了兵工厂，开始制造地雷、手榴弹和简单的步枪。熟练的工人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能够生产约400枚手榴弹和200枚地雷。这些简陋的武器虽然无法与德国装备相比，但对于弹药奇缺的游击队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他们创办了报纸《战斗报》和广播电台，每天向解放区和敌占区播报战争新闻和游击队公告。甚至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由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向年轻战士讲授基础战术、地图判读和武器使用。这个以乌日策为核心的解放区，被人们称为“乌日策共和国”。在“乌日策共和国”存在的短短六七十天里，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完全由抵抗力量控制的国家雏形。这里有法庭、有学校、有医院、有邮政服务、有公共食堂。农民第一次看到穿着整齐制服而非褴褛衣衫的武装人员，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农民一起收割庄稼、修理农具。南共的威望在这一时期迅速飙升，无数年轻人从敌占区跋山涉水赶来报名参军。三、第一次围剿与乌日策的陷落“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对纳粹统治的严重挑战。德军统帅部意识到，如果不尽快消灭这个“毒瘤”，整个塞尔维亚的局势将不可收拾。1941年11月上旬，德军集结了第113步兵师、第342步兵师以及部分党卫队部队，总兵力约3万人，对乌日策解放区发动了代号为“围猎”的大规模清剿行动。这次行动是德军在巴尔干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游击作战，其规模和强度远超此前的任何一次清剿。游击队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利用山区地形设置伏击点，在德军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和陷阱。铁托亲自指挥了保卫乌日策的战斗，调动仅有的几门火炮和全部兵力在城外阻击德军。但双方的火力和训练差距实在太大——德军有坦克、飞机、大口径火炮和充足的弹药，而游击队最重的武器不过是几门迫击炮和缴获的机枪，弹药严重不足。11月29日，德军突破了游击队的外围防线，逼近乌日策城。铁托下令销毁一切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和文件，率领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的桑扎克山区突围。游击队撤离后，德军占领了空荡荡的乌日策城，对任何可能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据战后统计，仅在乌日策陷落后的一周内，就有超过2,000名平民被枪杀。“乌日策共和国”虽然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六七十天，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短暂的存续时间。要知道，当时苏联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势下还节节败退，而整个西欧除了还在苦苦支撑的英国之外，几乎全部沦陷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法西斯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有决心、有组织、有信仰，就能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开辟一个新世界。四、希腊：从破碎到重生希腊的抵抗运动起步相对较晚。1940年10月，墨索里尼试图从阿尔巴尼亚突入希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装备简陋的希腊陆军竟然将意军打得丢盔弃甲。希腊军队在品都斯山脉的雪地中发动反击，将意大利军队赶回了阿尔巴尼亚境内，俘虏了数千人。这是轴心国在二战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败，也给了希腊人民以极大的信心。但意大利的失利迫使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出手。1941年4月，德军从保加利亚边境迅速突入希腊。希腊军队和英国远征军根本无力抵抗德军的装甲部队和空中优势。希腊北部防线在三天内崩溃，英军从萨洛尼卡一路撤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终从海上撤往克里特岛和埃及。到6月份，克里特岛空降战役结束后，整个希腊完全沦陷。克里特岛战役虽然以盟军失败告终，但德军伞兵部队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以至于希特勒以后再也没有批准大规模空降作战。占领刚一开始，零星的抵抗就在希腊各地出现了。农民藏起了武器，年轻人逃入深山，退伍军人和旧军官开始秘密组建武装团体。在克里特岛，村民们用猎枪、镰刀甚至石块与伞降的德军士兵进行肉搏，造成的德军伤亡比整个巴尔干战役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在马其顿山区，前军官们组织了“自由希腊军”的雏形，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在当地树立了抵抗的榜样。1941年9月，希腊共产党联合其他左翼党派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EAM）。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秉持了较为包容的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广泛吸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EAM的口号是“为了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而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温和的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几个月之后，EAM又于1942年4月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ELAS的成员主要是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同时包括约900名争取过来的旧王国军队的正规军官。这些前军官带来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专业知识，使ELAS在指挥、训练和作战方面比一般游击队专业得多。几乎与此同时，由拿破仑·泽瓦斯上校领导的“全国共和希腊联盟”（EDES）也宣布成立。泽瓦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曾在1930年代参与过反对君主制的政变，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信仰。EDES的意识形态更偏向民族主义，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是EAM-ELAS之外唯一能够对希腊抵抗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的组织。不过，EDES从一开始就与ELAS关系紧张，两者之间后来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这种紧张关系不仅源于意识形态差异，也与两人争夺抵抗运动领导权的个人野心有关。五、阿尔巴尼亚：迟到的启航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起步最为艰难。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之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王室逃跑了，军队解散了，游击队也迟迟没有形成。意大利占领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轻松地占领了全国所有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直到1941年秋，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才在科索沃省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聚合。南共认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有助于阿尔巴尼亚的解放事业，也有利于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科索沃这个南共游击队的重点活动区域。在铁托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南共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干部，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1941年11月8日至14日，这些分散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地拉那聚会，决议组建本国自己的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刚刚回国的知识分子恩维尔·霍查被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霍查在战前曾在法国留学，受到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回国后在中学任教，同时秘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他年轻、有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比大多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干部视野更开阔、表达能力更强。虽然他的军事经验几乎为零，但政治组织和宣传工作能力十分突出。党组织建立之后，军事武装也提上了日程。1942年初，阿共开始在城市中组建第一批游击队。7月24日，游击队员在首都地拉那打响了第一枪，虽然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游击队在袭击一座意大利兵营时因火力不足和情报不准而被迫撤退，三名游击队员牺牲——但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武装抵抗的正式开始。1942年9月16日，阿尔巴尼亚各派抵抗力量在佩萨村召开了民族解放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阵线”——民族解放运动（LNC）。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统一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还在于它吸纳了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派别参与，扩大了抵抗运动的社会基础。到这一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境的游击队人数也不过二三百人，分散在20多个根据地中，规模依然很小。但即便如此微小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战前最乐观的估计。在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极度贫困、文盲率高、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网络的国家，能够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些星星之火，将在第二年形成燎原之势。六、夹缝中的盟友和敌人：切特尼克的兴衰在组建初期，巴尔干的游击队不仅仅要和德国及意大利的占领军作战，还要面对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南斯拉夫为例，除了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切特尼克。切特尼克这个名称源于塞尔维亚语中的“武装团伙”一词，最初指的是19世纪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二战时期的切特尼克（正式名称为“南斯拉夫祖国军”）主要由塞尔维亚族军人组成，效忠于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和王国政府。其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位前陆军上校，一位坚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米哈伊洛维奇的战略思想，可以用“等待”和“保存”两个词来概括。他坚信德国的最终失败不可避免，但认为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只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他主张将力量保存到战争后期，在盟军登陆巴尔干时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因此，切特尼克在抗德方面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将主要精力用于准备战后重建君主政权和塞尔维亚霸权。这种消极策略不仅遭到了铁托的强烈批评，也在后来成为了切特尼克与游击队之间决裂的导火索。更为严重的是，1941年下半年之后，眼见游击队势力日益壮大，切特尼克竟开始与意大利占领军合作，共同进攻南共游击队。这种“合作”始于1941年11月，当时切特尼克部队协助意军在南斯拉夫西南部清剿游击队据点。后来，切特尼克甚至正式承认了意大利对某些地区的控制权，以换取意军的武器弹药和行动自由。英国起初一直把切特尼克视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唯一代表，对米哈伊洛维奇给予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丘吉尔看重的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君主主义”身份——在大英帝国看来，一个效忠国王的抵抗力量远比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更可靠、更易于战后控制。但随着苏捷斯卡战役后铁托名声大噪，加之英国特使从解放区发回的正面报告越来越多，伦敦开始重新评估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铁托的道路要明朗得多。他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不论你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还是黑山人，只要是打法西斯的人，那就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志。这种超越民族界限的政策，为他在日后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号召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切特尼克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等非塞尔维亚地区根本无法获得支持。而德、意军队采取的血腥报复策略——凡有游击队活动的村庄便实施“灭绝政策”，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反而更加坚定了全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抗决心，使得加入游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典型的“过度镇压”的陷阱——占领者越是用恐怖手段镇压抵抗，抵抗就越是顽强、越是广泛。纳粹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政策，很好地展示了这个陷阱的运作机制。第三章 砥砺前行：游击队的巩固与发展（1942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队到正规军1942年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从游击武装向正规化军队转变的关键一年。早在1941年底乌日策陷落后，铁托就已经深刻意识到，单纯依靠零星的游击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轴心国统治的。游击队虽然能够在局部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面对德军的正规围剿，没有足够火力和训练的队伍很难长期立足。于是，他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能够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正规部队。第一支这样的正规部队——“第一无产者旅”——于1941年12月21日在波斯尼亚小城鲁多正式建立。“无产者旅”这个名称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明这支部队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虽然事实上农民占了一大半），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先锋队。第一无产者旅由最优秀的游击队员组成，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制服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缝制的——从缴获的意大利军服拆开重缝，染成深灰色，每件衣服上都缝上了五角星和镰刀锤子的标志。他们的武器主要依靠缴获，但正因为弹药缺乏，射击训练反而更加注重准确性。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出了远超一般游击队的战斗素养和牺牲精神，成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拳头”部队。1942年开春后，德军对南共解放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发生在1942年6月，德军集结了包括第718步兵师在内的强大兵力，对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游击队解放区发动了代号为“西部波斯尼亚”的清剿行动。游击队以寡敌众，被追得翻山越岭，但他们始终没有丧失斗志和战斗力。在这次清剿中，游击队首次进行了有组织的战略转移——即所谓的“长征”。数千名游击队员带着伤员和随军家属，穿越了数百公里的荒山野岭，从一处解放区转移到另一处解放区。这次转移虽然艰苦卓绝，但也让游击队获得了宝贵的机动经验和地理知识。每一次清剿之后，铁托都会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战略思想也逐渐明确——不与德军主力硬碰硬，而是利用山区地形，以灵活机动的小分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通信线路和补给仓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铁托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情报网络，德军的每一个调动几乎都能在几个小时内传达到游击队司令部。这种“人肉情报网”虽然技术原始，但在山区环境中比电台更加可靠——因为德军无法侦测和截获。德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在广袤的山区中面对行踪不定、地形无比熟悉的游击队，简直如坠五里雾中，除了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德军指挥官们在报告中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描述充满了沮丧和无奈——“敌人无处不在又无处在”，“他们像山间的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们无法用常规的军事手段对付这种敌人”。德军在解放区的边界竖起的大牌子上，用醒目的涂料写着：“注意！匪区！”这五个字，既是德国人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恨之入骨，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直接承认。到1942年年底，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兵力已经超过了20万人，从最初的散兵游勇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功赫赫的劲旅。他们解放了南斯拉夫近五分之一的国土，牵制了29个轴心国师团和各种伪军总计近60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德军在巴尔干被迫保持了远超预期的大量兵力，而这些兵力本可以用于东线对苏作战或西线应对盟军的登陆。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斯拉夫游击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南斯拉夫一国的范围。二、游击队的内部生活与组织结构1942年期间，随着游击队规模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巩固，游击队的内部生活和组织结构也日益规范化。在组织架构上，南斯拉夫游击队建立了从班、排、连、营到旅的完整编制。每个连都设有党支部，每个营都设有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官平级，共同负责部队的领导工作，但政委主要负责政治教育、纪律监督和与地方群众的关系处理。这种“双长制”借鉴了苏联红军的经验，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军阀主义的滋长。游击队的日常训练极为艰苦。由于缺乏弹药，实弹射击训练十分有限，大部分训练集中在体能、行军、格斗、伪装和爆破技术上。游击队员每天要背负30-40公斤的装备（包括武器、弹药、口粮和个人物品）在山地行军数十公里，这对体能是极大的考验。许多游击队员开始时瘦弱不堪，几个月后却变成了钢筋铁骨般的战士。游击队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三个渠道：缴获、群众支持和盟军空投。缴获是最重要的来源，每一次成功的伏击都会带来武器弹药、军服、食品和医药的补充。群众的支援则是游击队生存的命脉——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起来不让德军搜去，然后在夜间偷偷送到游击队的营地。妇女们为游击队缝制衣服、制作鞋袜、照料伤员，成为游击战争不可或缺的后勤力量。游击队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在解放区，铁托的部队实行了土地改革——将占领者和合作者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是千年来南斯拉夫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它使共产党人在农民中的声望急剧上升。解放区还建立了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这是很多偏远的山村第一次拥有学校和诊所。通过这些措施，游击队向人民证明了他们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在建设一个全新的、更公平的社会。啊，朋友再见 (摇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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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针 Official纪律是游击队的生命线。铁托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规定：不得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得侵犯妇女，不得虐待俘虏，不得随意处决任何人（即使是有通敌嫌疑的人也必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违反纪律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严重者会被当场处决。这种铁的纪律使南斯拉夫游击队区别于此前巴尔干地区任何一支武装力量，也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三、希腊：两家竞赛与第一场胜利1942年，希腊抵抗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EAM-ELAS的势力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山区迅速发展。EDES也在伊庇鲁斯站稳了脚跟。两个组织都在扩大地盘、招募新兵、训练部队，一场无声的竞赛已经开始。EAM-ELAS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与其激进的社会政策密切相关。ELAS在解放区实行了“人民自治”，由群众直接选举地方委员会，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开设了免费的学校和医疗站，组织农民合作社，打击盘剥农民的高利贷者。这些措施在贫穷的希腊农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数农民举家加入ELAS。到1942年底，ELAS已经成为希腊最大、组织最完善的抵抗力量，控制着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到马其顿的广大山区。EDES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在与德军的作战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力。泽瓦斯上校是正规军校出身，对部队的训练要求极为严格。他的战士们在伊庇鲁斯的山区与德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但激烈的交战，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英国军事代表团对泽瓦斯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意味着他并不完全忠于流亡伦敦的国王。然而，希腊抵抗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南斯拉夫所没有的问题——那就是英国的干预。英国在1942年向希腊派遣了军事代表团（“同盟国军事使命团”），其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协助抵抗运动打击轴心国，更是为了确保战后的希腊建立一个亲英的政府。英国人的算盘很清楚——如果希腊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地中海东部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在英国的调和下，ELAS和EDES暂时搁置了政治分歧，于1942年11月联手发起了一场震惊轴心国的军事行动——“哈林行动”（Operation Harling）。目标是炸毁位于戈尔戈波塔莫斯的铁路大桥。这座大桥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南端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所有从希腊向轴心国北非军团运送的战略物资都必须经过这里。大桥横跨一条深谷，由巨大的石拱支撑，两侧有德军重兵把守。任何常规手段都难以摧毁它。行动方案极其周密。ELAS和EDES的游击队在夜间悄然接近大桥，利用绳索攀下深谷，在桥梁的拱座下方安放了大量炸药。与此同时，两组突击队同时袭击了桥梁两端的地堡，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在经历了激烈的交火和爆破之后，戈尔戈波塔莫斯大桥轰然倒塌。巨大的石拱砸入谷底，铁轨从桥上像面条一样垂下来，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德军从希腊到北非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因补给不足而遭受重创，这与戈尔戈波塔莫斯大桥被炸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次行动是希腊抵抗运动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是整个二战期间希腊抵抗力量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英国军事代表团对行动的组织和实施给予高度评价，英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戈尔戈波塔莫斯成为希腊抵抗运动的一个象征，激励了无数后来者投身抗战。四、希腊饥荒与抵抗的民众基础1941-1942年的冬天，希腊经历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德军占领后掠夺了大量粮食运往德国和北非前线；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占领军也各自搜刮粮食；交通瘫痪导致粮食无法从相对富余的北部地区运往缺粮的城市；英国对轴心国的海上封锁也间接影响了粮食进口。在雅典，饥饿已经变成了一个日常现象。街头的乞丐和饿殍越来越多，人们用各种方式寻找食物——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被当作食物。有记载显示，一些人甚至将橄榄榨油后剩下的残渣磨成粉做成面包。每天清晨，市政工人推着车穿行于街道，收集那些在夜间饿死的人的尸体。死者的面孔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只是极度消瘦、双眼深陷，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安详。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组织试图向希腊提供援助，但德军的封锁和官僚主义的阻碍使援助物资很难送达。尽管如此，中立国如瑞典和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努力还是挽救了许多生命。据估计，希腊在1941-1942年间共有约30万人死于饥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以上，这个比例在二战欧洲各国中仅次于苏联和波兰。饥荒的残酷现实极大地推动了抵抗运动的扩张。无数城市居民逃往山区，要么加入游击队，要么为游击队提供支持。农民们看到城市里的人饿得面黄肌瘦，心中充满了对占领者的仇恨。ELAS和EAM在饥荒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救济行动，从农村征集粮食运往城市，冒着德军的枪弹分发给饥饿的市民。这些行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饥荒，但却在民众心中树立了ELAS“人民守护者”的形象。许多原本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希腊人，因为ELAS在饥荒期间的表现而改变了对它的看法。五、阿尔巴尼亚：从“星星点点”到“初成气候”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在1942年的发展依旧缓慢，但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1942年秋，民族解放运动（LNC）的武装开始派出小型的武装分队，以山区地形为掩护，对意大利占领军发起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些袭击虽然规模小、战果有限，但每次行动都会在阿尔巴尼亚人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毕竟，这是自意大利入侵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对占领者开枪。意大利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极为敏感。阿尔巴尼亚土地贫瘠，绝大部分是山地，意大利占领军被局限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一旦进入内陆山区，意军就会遭到当地宗族武装和游击队的伏击。意大利士兵最怕的就是山地行军——他们不熟悉地形，缺乏高山装备，常常在浓雾和雨雪中迷路，成为阿尔巴尼亚人狙击的活靶子。据意军内部报告，在1942年一年中，就有超过600名意大利士兵在山区遭到伏击而丧生。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员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在山区宗族中的人脉和威信，把那些原本为了保卫家园而自发拿起武器的宗族武装，逐步统一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之下。这个工作极其艰难，因为阿尔巴尼亚的宗族制度根深蒂固，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复仇规则。要将这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甚至互相仇视的宗族武装联合起来，需要极大的耐心、智慧和说服力。恩维尔·霍查在这方面表现出色。虽然他本人出生于一个相对开明的穆斯林家庭，长期在城市生活，但他对山区宗族的习俗和运作方式有深刻的理解。他能够用阿尔巴尼亚人熟知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来说服宗族首领，让他们相信“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他还善于在宗族之间调停，化解陈年旧怨，促成临时联盟。这些“统战”工作为后来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到1942年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境的游击队人数也不过200余人，在全国20多个根据地中分散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已经在科索沃和南部山区站稳了脚跟，为次年的总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六、女性在游击队中的角色1942年期间，女性在巴尔干游击队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巴尔干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传统上，巴尔干地区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几乎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但战争的极端环境打破了这种传统。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中，女性最初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做饭、洗衣、护理伤员、传递情报。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到1942年底，南斯拉夫游击队中约有6%的战士是女性，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军队中是最高的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中出现了许多“女英雄”——如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员佐菲娅·卡茨，她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还坚持指挥，最终壮烈牺牲；波斯尼亚的莱帕·拉迪奇在被德军俘虏后拒绝透露任何情报，年仅17岁就被处以绞刑。这些女英雄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抵抗的光辉榜样。在希腊ELAS中，女性的参与同样广泛。ELAS甚至建立了一支全由女性组成的“妇女连”，与其他男性部队一起在前线作战。这种男女平等的做法在当时的欧洲是极其罕见的，反映了左翼抵抗运动在性别观念上的先进性。许多女性战士后来回忆说，在游击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平等——她们被当作战士而非二等公民对待，这使她们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当然，女性在游击队中也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和风险。她们不仅要像男性一样行军打仗，还要应对生理周期、怀孕等特殊问题。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山区环境中，女性战士常常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痛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被俘，女性游击队员往往会遭受比男性更残忍的虐待和侮辱。德军和意军对女性俘虏的审讯手段特别残暴，包括强奸、酷刑和公开处决。尽管如此，几乎没有女性游击队员因恐惧而叛变——她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毅，往往令审讯者都感到震惊。女性的大量参与，不仅增强了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对战后巴尔干社会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宪法中规定男女完全平等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战争期间女性在游击队中的卓越表现。第四章 铁与血：巅峰之战与内部斗争（1943年）一、奈雷特瓦河战役：绝境中的突围1943年是巴尔干半岛游击战争的转折之年，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年。这一年，南斯拉夫游击队经历了两次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军队的致命围剿，但每一次都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战略智慧化险为夷。这一年一开始，德国最高统帅部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德军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东线战局急转直下。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势力越来越大，解放区越来越广，对德军后方的威胁日益严重。希特勒亲自下令，发动了代号为“白色”（Fall Weiss）的攻势，企图一举消灭南共游击队主力。这是针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第四次大型围剿。德军集结了包括第7党卫队志愿山地师“欧根亲王”在内的数万兵力，从北面和西面同时推进，将游击队主力约两万人包围在了波斯尼亚西部的奈雷特瓦河畔。这是一场在绝境中求生的血战。铁托的处境极其恶劣。他不仅要带领两万名游击队员突破德军的包围圈，还要保护数千名受伤的战友和大量伤病员随行转移。德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前线阵地不断传来警讯：“XXX高地失守”，“YYY阵地三面被围”。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铁托做了一个令所有高级指挥员都深感意外的决定。他下令销毁一切无法携带的重武器，伪装成要向北突围。当德军将重兵调往北方之后，铁托却命令部队向南猛攻奈雷特瓦河畔的意军防线。意军的战斗力远不如德军，在游击队的猛攻下阵脚大乱。游击队夺取了奈雷特瓦河上的几座关键桥梁，然后立即炸毁桥梁断后，迅速向东南方向的黑塞哥维那山区转移。奈雷特瓦战役以游击队的战略性突围而告终，但代价是巨大的。游击队在此役中伤亡超过8,000人，其中阵亡3,000余人。大量重武器和物资被丢弃或销毁。然而，德军围歼游击队主力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希特勒的“白色行动”以失败告终。二、苏捷斯卡战役：血染的山谷德军统帅部很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希特勒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发动代号为“黑色”（Fall Schwarz）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们出动的兵力规模更大——德、意军队共七个师（其中德军四个师，包括精锐的第1山地师和第118猎兵师），加上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伪军，总计约十二万人——是游击队人数的整整十倍。这次围剿的目标是在黑塞哥维那、桑扎克和黑山交界地区将游击队主力彻底消灭。1943年5月到6月的苏捷斯卡峡谷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也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苏捷斯卡河发源于波斯尼亚南部的泽伦戈拉山脉，河水在深谷中奔流，两岸是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森林。这是一个地形险峻、交通不便的狭小区域，一旦被敌军封锁出口，谷内的人几乎无处可逃。游击队被德军团团包围在苏捷斯卡河两岸狭窄的峡谷地带，空中是德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地面是数十倍于己的敌军逐山逐峯地搜剿。战斗从5月中旬打响，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三十多个昼夜的苦战，将这支英雄部队推向了极限。弹尽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肉搏。一名年仅17岁的游击队员用军刀刺瞎了一名德军的眼睛，随后被其他敌人乱枪打死。一位受伤的女游击队员身中四枪，忍着剧痛还打倒了几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第1无产者旅在保卫高地时几乎全军覆没——全旅1,200人，战后仅存不足200人，但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完全占领。部队的伤亡一天比一天惨重，但既没有一个人投降，也没有一个伤员被丢弃——伤员们被战友们用简陋的担架抬着翻山越岭，在炮火中艰难移动，没有一个人被留在原地等死。在最关键的时刻，铁托本人差点被一颗炸弹炸死。6月9日，德军的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发现了设在悬崖边的游击队指挥部，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炸弹落在离铁托不到十米的地方，弹片四处飞溅。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但伤势不算严重。他的爱犬被炸成碎片。他的两名护卫员被当场炸死，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其他警卫员冲过来要把他抬走，但他推开上前搀扶的警卫员，只是平静地命令道：“继续指挥战斗。”——这一幕成为南斯拉夫游击战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标志着铁托作为一位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成熟。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游击队终于从峡谷南端撕开了一道缺口，成功突围。当最后一批部队越过苏捷斯卡河的上游，向东南方向的桑扎克山区转移时，德军的包围圈终于合拢了——但里面已经空无一人。这次战役，南斯拉夫游击队以寡敌众，共牺牲了6000多人——占全军三分之一以上。第1无产者旅几乎被打光，第2无产者旅伤亡过半，许多连队只剩下不到十个人。但德、意军的“围剿”被彻底粉碎了。游击队主力得以保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略反攻保留了骨干力量。苏捷斯卡峡谷中堆满了游击队员的遗体，但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南斯拉夫革命的火种。苏捷斯卡战役对战争进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英美军事观察员亲眼目睹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惊人英勇和巨大牺牲，终于意识到，真正在巴尔干半岛与德军浴血奋战的不是等待时机的切特尼克，而是这帮衣衫褴褛、弹药奇缺却视死如归的南共游击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苏捷斯卡战役的详情后，深为震撼，开始认真考虑将援助重点从切特尼克转移到游击队的可能性。对铁托和他的游击队来说，苏捷斯卡的烈火虽然惨烈，却为他们锻造了通往盟军认同和国际合法性的通行证。
三、意大利投降：天上掉下来的“军火库”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正式向盟军投降。这个消息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游击队来说，不啻为一个天大的福音。在意大利投降之前，南斯拉夫和希腊境内的反法西斯武装长期面临武器弹药奇缺的窘境。游击队经常面临“有枪无弹”的尴尬局面——缴获了几支好枪，却没有足够的子弹去使用。一枚地雷、一颗手榴弹都要像宝贝一样精打细算。有些游击队员甚至因为缺乏武器而只能用冷兵器或农具上阵。而意大利投降后，分布在巴尔干各地的数十万意大利驻军陷入了混乱。有的部队服从命令向盟军投降，有的部队自行解散，有的部队试图与德军对抗，还有的部队试图返回意大利本土。在德军解除这些意大利部队武装之前，他们将自己的武器大量交给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个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意大利军官主动联系游击队，告知自己愿意投降并将武器交给他们；有时则是武力夺取——游击队趁意大利军队混乱之际突袭其兵营和仓库。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意大利投降之后缴获了数量惊人的武器装备。据战后统计，他们共缴获了超过10万支步枪、3万挺机枪、4,000门迫击炮和火炮、2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的弹药、军服、食品和医疗用品。此外，他们还缴获了数十架飞机（虽然大部分后来被德军摧毁），以及大量的军用卡车和摩托车，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到1943年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总兵力已迅速扩充至30万人，解放了全国一半的国土。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最初的“猎枪、镰刀和石头”升级到了“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一些精锐部队甚至装备了坦克和大炮，具备了执行攻坚任务的能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希腊的ELAS也从中获益匪浅。意大利驻希腊军队的武器大量流入ELAS手中，使其规模和战斗力在短短几周内急剧扩大。ELAS在希腊中部的解放区迅速扩大，建立了“自由希腊”——一个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解放区。在这个解放区里，ELAS实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建立了学校、医院和法庭，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和邮票。对于生活在占领下的希腊人来说，“自由希腊”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投奔。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更加戏剧化。意大利不仅是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占领军，也是岛上傀儡政权的唯一靠山。意大利投降后，意军大乱，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趁机发动总起义。1943年7月，阿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游击队，扩大武装斗争，发动总起义。短短数周之内，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就从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数万人的正规武装。他们从一个意大利兵营缴获了数千支步枪，从一个仓库缴获了数十门大炮，从海边港口缴获了几艘小型船只。到1943年底，阿共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南部大部分地区。但这也招致了德军和傀儡军的猛烈反攻，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四、德国人的反应：反游击战法的升级面对游击队实力的急剧膨胀，德军在1943年下半年开始系统性地调整反游击战法。首先，德军大幅增加了在巴尔干的兵力。1943年秋，德军在巴尔干的驻军从原来的10个师增加到了18个师，总兵力超过30万人。希特勒明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巴尔干的秩序，确保战略要地的安全。这些新增部队中包括一些非常精锐的单位，如党卫队第1山地师和第7“欧根亲王”师。其次，德军开始采用一种更为残酷的“清剿”战术，即所谓的“地狱网格”。他们将一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次集中兵力清剿一个网格。在清剿开始前，他们会将网格内的所有平民驱离，然后逐山逐沟地搜寻游击队。任何被认为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当场处决。房屋和村庄会被烧毁，水井会被投毒，农田会被破坏。这是一种旨在制造“无人区”、彻底切断游击队与民众联系的战术。第三，德军大量招募和武装当地的傀儡军和伪军。在塞尔维亚，他们建立了“塞尔维亚志愿军”；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民兵被扩充到10万人以上；在阿尔巴尼亚，德军建立了“阿尔巴尼亚辅助警察”和“志愿民兵”。这些人熟悉当地地形和语言，在与游击队的作战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往往比德军更加残酷，因为他们不仅在打一场军事战，还在打一场政治战和民族战。第四，德军开始使用特种部队和“猎杀小组”直接针对游击队领导人。由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专门负责搜集游击队领导人的行踪，一旦发现便派出精锐部队进行突袭和暗杀。他们成功暗杀了几位重要的游击队指挥员，但始终无法接近铁托——铁托的警卫力量极强，行踪也极为保密。尽管德军采取了这些措施，游击队的势头依然无法遏制。这是因为游击战争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性的，而非纯军事性的。只要占领的压迫依然存在，只要人民对胜利依然抱有信心，游击队就会像割不尽的野草一样，一次次地从地下冒出来。德军的残酷手段非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仇恨和更坚定的抵抗。五、政治赛跑：亚伊策会议与游击队的内部分裂1943年底，游击队的军事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也变得白热化起来。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在这一年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政治方向。南斯拉夫：亚伊策的惊雷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在波斯尼亚古都亚伊策，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AVNOJ）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自南斯拉夫全国各地解放区的208名代表齐聚一堂，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战前没有政治背景的普通群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代表了南斯拉夫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在德军的炮火声中，做出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第一，将AVNOJ确立为“南斯拉夫的最高立法和执行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全国政府。这意味着流亡伦敦的王国政府被正式宣布为非法。铁托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以人民的名义宣布，旧南斯拉夫已经死亡，新南斯拉夫将在我们的手中诞生。”这句话被代表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第二，宣布禁止流亡伦敦的国王彼得二世重返南斯拉夫，废除旧的王国制度。国王被指责为“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弃国而逃的懦夫”，战后的南斯拉夫将由人民自己决定其政体。这一决定彻底切断了与旧政权的联系，为建立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铺平了道路。第三，选举铁托为新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授予铁托元帅军衔，在战后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共和国。铁托在当选后发表了简短但有力的讲话：“我的生命属于人民，我的一切都将奉献给人民。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亚伊策会议的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它不仅标志着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已经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领导权，也意味着战后的南斯拉夫将走上一条与旧王国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于铁托的这套“擅自建政”举动反应不一——苏联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因为铁托毕竟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虽然对铁托的“独立性”有所不满，但还不至于公开反对；英国正在犹豫要不要放弃切特尼克，丘吉尔对亚伊策会议大为光火，但也没有立即断绝与铁托的联系；而美国则深陷于欧洲西线的战事无暇他顾。希腊：内战的序曲就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不断巩固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同时，希腊的内部局势却急转直下。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之间，ELAS和EDES的矛盾彻底爆发，双方在希腊中部的山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名义上大家还是抗日盟友，事实上双方打得你死我活，比打德国人还卖力气。ELAS指责EDES“通敌”——因为EDES为了保存实力，有时会与德军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这被ELAS视为背叛。EDES则指责ELAS“搞赤化”——想要将全国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建立共产党专政。英国希望将EDES打造成一支足以与EAM-ELAS抗衡的力量，因此向EDES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训练。但EDES始终无法将影响力扩展到伊庇鲁斯之外——因为泽瓦斯上校虽然在军事上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却不善于争取人心。与此同时，ELAS在1944年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希腊境内的第三支抵抗力量——更小的EKKA——消灭，彻底清除了除EDES之外的所有政治和军事竞争对手。ELAS的强硬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深度忧虑。丘吉尔担心，如果希腊在战争结束前完全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南欧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不利于英国的巨大变化。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腊“变成共产主义的囊中之物”。一种新的冲突的阴云，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上空慢慢积聚。阿尔巴尼亚：佩尔梅特的启航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则相对平稳。1943年，阿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虽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国民阵线”）一度与共产党人合作，但在1943年底，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因为国民阵线倾向于与德军合作以确保阿尔巴尼亚在战后不被南斯拉夫吞并——这种“绥靖”立场为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尽管内部分歧开始出现，但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致对外的态势。1944年5月24日至28日，阿尔巴尼亚在佩尔梅特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举了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虽然由共产党主导，但包含了非共产党的代表，体现了民族统一阵线的特征。恩维尔·霍查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和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时年仅36岁。佩尔梅特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已经从单纯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建国建政的阶段。这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民主政权，预示着战后阿尔巴尼亚将走上一条全新的政治道路。第五章 胜利在望：全面反攻与最终解放（1944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战到运动战进入1944年，形势对南斯拉夫游击队越来越有利。苏联红军在东线势如破竹，已经逼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边境。英美盟军也在意大利半岛缓慢推进，逐步向巴尔干方向延伸。铁托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制定了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方针，游击队开始向正规军转变。1944年上半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塞尔维亚建立了第21、22、23、24和第25等5个师，在马其顿建立了马其顿第2旅和第3旅。这些都是满编的正规步兵师，拥有完整的炮兵、工程兵和通信兵单位。到1944年年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游击队及其他作战单位共拥有39个师，近35万名战士，解放或控制的地区占南斯拉夫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不再是“游击”了——它已经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常规军事力量。苏联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援助也随之加大。1944年，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服装、食品和医疗用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下半年，苏联就提供了超过12万支步枪、2万挺机枪、1,500门火炮、200架飞机、300辆坦克、数千辆卡车和数百万发炮弹。这些援助极大地提升了南斯拉夫军队的火力和战斗力。与此同时，苏联还向铁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南斯拉夫军队进行正规化训练和战役指挥。1944年9月，苏联红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联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贝尔格莱德战役”。这不再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而是一场集数十万兵力参与的大规模正规战役。苏军方面投入了约30万部队，南斯拉夫方面投入了约8万部队。德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有约2万人的守军，加上在塞尔维亚其他地区的部队，总兵力约6万人。战役从9月28日开始，持续了近一个月。南斯拉夫第1集团军在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协同下，沿多瑙河向贝尔格莱德推进。第13军和第14军在萨瓦河以南实施突击。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利用城市建筑物和街道设置层层防线。但南苏联军的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在炮兵和空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经过激烈的巷战，南苏联军于1944年10月20日共同解放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当铁托从前南斯拉夫的山区解放区走进贝尔格莱德的大街时，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人们挥舞着南斯拉夫国旗和苏联国旗，高喊“铁托—斯大林”和“为了祖国—为了自由”的口号。铁托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向人群挥手致意。他的头发花白了许多，脸上多了几道新的疤痕，但眼神依然如四年前一样坚定。从1941年6月成立时的数百人，到如今收复国都的数十万大军，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这是一部难以复制的英雄史诗。贝尔格莱德解放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了塞尔维亚大部、马其顿大部、黑山大部分地区和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到1944年底，南斯拉夫已经基本恢复了战前的领土范围。只剩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西部还在德军和乌斯塔沙的控制之下。但这些地方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二、希腊：解放的胜利与解放的悲剧在希腊，1944年是“最后的胜利”和“最大的悲剧”交织在一起的一年。早在1944年3月，EAM就已经控制了希腊大部分领土，并成立了“国家解放政治委员会”（PEEA）作为临时政府。PEEA在解放区举行了选举，而且允许女性参加投票——这在希腊数千年的历史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选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德军随时可能发动清剿，交通通信极为不便，但选民们依然踊跃参加。据统计，约有150万人参加了选举，这是希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实践。PEEA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没收了亲德分子的财产，分配给贫困农民；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救济站，向饥民分发食物；开设了学校和扫盲班，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建立了医院和诊所，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在“自由希腊”，孩子们不再饿肚子，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发言权，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讨论国家的未来。这片小小的自由区，成为希腊人民在黑暗占领时期中的一盏明灯。到1944年10月德军撤离希腊时，EAM已经控制了全国90%的领土。其成员超过160万人，ELAS兵力约5万至7万人。这是希腊抵抗运动的巅峰时刻，也是EAM-ELAS力量最为强大的时刻。许多人——包括EAM内部的一些领导人——都认为，EAM将水到渠成地接管战后的希腊政权。然而，自由来临的时刻，也是悲剧发生的时刻。英国不愿意看到希腊在战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丘吉尔本人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会在下议院里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对于丘吉尔来说，在希腊问题上，英国的帝国利益高于一切。他坚决不能让希腊这个地中海东部的战略要地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亲自插手，逼迫希腊流亡政府与EAM谈判，最终在1944年9月签署了所谓的“卡塞塔协定”。根据该协定，ELAS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英国将军斯科比的名义指挥。明面上是为了统一对德作战，实际上这是英国试图解除ELAS武装的第一步。协定签署后，英国在希腊的军事存在急剧增加，到1944年底，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达到了约7万人，超过ELAS的兵力。1944年12月3日，也就是德军撤离雅典还不到两个月，悲剧终于发生了。当天，约20万EAM支持者在雅典宪法广场举行和平示威，要求EAM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示威人群举着标语和旗帜，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而平和。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军突然调转枪口，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枪声持续了数分钟，20万人的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血泊。据官方统计，至少有28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但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因为许多人受伤后被抬走，下落不明。这一事件被称为“德克姆弗里亚纳事件”（希腊语中“12月”的意思）。它标志着英希联军与ELAS之间的公开决裂。圣诞节前后，ELAS与英军以及受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巷战。ELAS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一度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城区。但英军的火力和训练优势过于明显，ELAS虽然英勇，但毕竟只是一支游击队，面对正规军的坦克、大炮和空军，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5年1月，在苏联的压力下（斯大林希望与英国在巴尔干保持势力均衡，不愿因为希腊问题与西方发生正面冲突），ELAS同意停火。1945年2月，EAM与希腊政府签署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ELAS同意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换取对左翼分子的政治特赦和回归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ELAS虽然暂时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城区，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将希腊拱手让给了伦敦支持的右翼政府。ELAS——二战期间希腊最强大的抵抗武装——至此被强行解散。它的战士们交出了手中的枪，带着泪水和不甘，回到了他们当初走出的山区和村庄。希共在这场“胜利”中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不但没能接管政权，反而在随后的几年中被政府军大规模逮捕和镇压。许多曾经的抗德英雄被送上了法庭，以“企图暴力推翻合法政府”的罪名被判刑甚至处决。战后，EAM的一些成员被迫重新拿起武器转入山区，最终导致了从1946年到1949年规模更大的希腊内战。而那次内战，比与德军的战斗更加血腥、更加残酷，给希腊民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三、阿尔巴尼亚：小国的胜利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方式最为独特——他们没有等苏联红军入境，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从1944年5月到11月，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进行了一连串艰苦卓绝的战斗。德军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接管了阿尔巴尼亚的占领任务，兵力约4万人。此外，阿尔巴尼亚还有约2万名由德军武装的傀儡军和民族主义武装。双方兵力对比虽然不像南斯拉夫那样悬殊，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仍然处于劣势。1944年5月24日至28日，阿尔巴尼亚在佩尔梅特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举了临时政府——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全民族解放委员会）。霍查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和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会议决定，民族解放军将立即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不惜一切代价在盟军到达之前解放祖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阿尔巴尼亚人相信自己能做到。8月底，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他们兵分几路，从南部和东部同时向首都地拉那推进。德军的抵抗十分顽强，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设置了一道道防线。但阿尔巴尼亚战士们对每一座山、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他们总能找到德军的薄弱环节，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10月20日，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决定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霍查任临时总理。此时，德军被压缩在首都地拉那及北部狭小地带。地拉那的解放战即将打响。11月上旬，民族解放军对地拉那发动了总攻。德军的防守十分严密，在城市外围布设了雷场和铁丝网，每个重要建筑都变成了堡垒。民族解放军在盟军空军的掩护下，逐屋逐巷地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这是一场艰苦的城市攻坚战，每个街区、每栋楼房都要反复争夺。战斗进行了19天，每天的损失都令人心痛，但战士们没有人退缩。11月17日，民族解放军终于解放了首都地拉那。当第一批战士冲进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时，他们发现广场上空荡荡的——德军已经向北逃窜。他们在广场上升起了阿尔巴尼亚国旗，向全世界宣告：地拉那自由了！这一幕被随军摄影师拍了下来，成为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全境宣告解放。最后一支德军部队从斯库台撤往南斯拉夫境内，阿尔巴尼亚战士们在国境线上目送他们消失在山路的尽头。这是阿尔巴尼亚人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在阿尔巴尼亚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曾先后被罗马人、拜占庭人、奥斯曼人、意大利人统治过，但这一次，他们终于挺直腰杆，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有趣的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在解放本国之后，还派出突击旅越过国境，帮助铁托的部队在科索沃地区清剿德军残部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武装。这种跨国军事合作在二战各个抵抗运动中极为罕见，也从侧面展示了阿尔巴尼亚抵抗力量已经完全实现了正规化的战斗力。不过，这次出兵科索沃也为后来的南阿关系埋下了隐患——因为铁托坚持将科索沃保留在南斯拉夫版图内，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科索沃应该归属阿尔巴尼亚。四、解放区的生活与游击队的文化建设在战争最激烈的1944年，解放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希望和活力。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使解放区成为了与占领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新世界”。在南斯拉夫解放区，游击队建立了“人民解放学校”，为解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基础教育。这些学校的校舍往往是简陋的农舍、教堂甚至露天场地，教材是战士们手抄的，粉笔是用石灰石自制的。尽管如此，孩子们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许多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读书识字。到1944年底，南斯拉夫解放区共有超过10万名儿童在人民解放学校接受教育。解放区还建立了“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办墙报、演话剧、唱歌、跳舞、参加民兵训练。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战时生活，也培养了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许多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骨干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文艺活动在解放区十分活跃。游击队有自己的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包括民歌、爱国歌曲、短剧和诗歌朗诵。其中一些歌曲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名曲，如《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游击队员之歌》等。这些歌曲旋律简单、朗朗上口，在战士和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工具。报纸和广播是解放区的重要宣传手段。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战斗报》在1944年的日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这对于一个战时的解放区来说是惊人的。报纸上刊登战争新闻、政治评论、英雄事迹和通俗文学作品，成为解放区人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广播电台每天播出新闻、音乐和文艺节目，铁托本人的讲话常常通过广播传遍解放区的千家万户。这些文化建设工作看似与打仗无关，但实际上对游击战争的持续和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向人民证明，游击队不仅是一支杀敌的武装力量，更是一支建设新生活的力量。它们使解放区成为吸引人民的磁石，使人民对游击队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这种认同和归属，远比武器和战术更加重要。第六章 从战争到和平：游击队的改编与战后格局（1945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队到人民军1945年3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对盘踞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斯尼亚西部的德军发动了全面总攻。这次攻势的代号是“萨拉热窝行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行动”，动用了南斯拉夫军队的全部主力，约40万人。德军在南斯拉夫境内还有约15万人，大部分是第2装甲集团军和E集团军群的部队，战斗力依然很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德军利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复杂地形，构筑了多道防线。乌斯塔沙的部队也表现得极其顽强——他们知道一旦战败，等待他们的将是铁托的严厉清算。有些乌斯塔沙指挥官甚至下令部队“战斗到最后一人”，因为他们没有退路。然而，德军整体上已经失去了胜利的可能。东线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维也纳，西线的盟军已经进入德国本土。南斯拉夫军队在兵力、火力和士气上都占压倒性优势。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德军防线终于全面崩溃。5月9日，南斯拉夫军队解放了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首都”。5月12日，解放了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的首府。5月15日，最后一批德军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布莱堡附近放下武器，南斯拉夫全境彻底解放。令人唏嘘的是，德军投降后，数十万与轴心国合作的乌斯塔沙、切特尼克、斯洛文尼亚“家园卫士”和其他伪军，试图向英军投降，以逃避南斯拉夫军队的清算。英军在接收了约8万乌斯塔沙士兵后，将他们强制遣返回南斯拉夫。等待他们的是军事法庭和处决。这是战后南斯拉夫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铁托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对战争罪犯的正义清算，批评者则认为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无论如何，据估计有数万人在布莱堡遣返后的审判中被处决，这给南斯拉夫战后最初的岁月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到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是一支拥有超过65万人的庞大军事力量。这支军队的编制已经不是游击队时代的几百人、几十人的小分队，而是由49支游击队、209个步兵旅、16个炮兵旅、3个工兵旅、1个坦克旅、1个骑兵旅、57个步兵师、2个航空师（199架飞机）、12个军和3个集团军组成的正规国防军。铁托也因此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胜利”勋章，成为斯大林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游击队出身的人民军，战后的改编工作刻不容缓。1945年下半年，铁托下令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改组为南斯拉夫人民军。这支全新的国防军完全废除了旧王国军队的编制、制度和军衔体系，代之以游击队时代所创造的“人民军”体制。改编的核心是“人民化”和“正规化”的结合。一方面，人民军保留了游击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和群众工作制度，确保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军队”。另一方面，人民军引入了现代正规军的军衔、编制、训练和后勤体系，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专业化水平。铁托本人亲任国防部长和人民军最高统帅，直到1980年去世。南斯拉夫人民军保留了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陆军是主体，拥有约50万人，装备有苏制和国产的坦克、火炮和导弹。海军较小，主要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御，拥有几艘驱逐舰、潜艇和数十艘快艇。空军拥有约500架飞机，包括战斗机、攻击机和运输机。在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人民军一度成为世界上规模第四大的军队（仅次于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军队），这既反映了铁托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反映了南斯拉夫在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没有像希腊那样陷入内战。铁托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手段迅速弥合了民族裂痕——对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战犯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将战时与轴心国勾结的合作者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然后以“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新意识形态代替了旧王国时代的塞尔维亚霸权。这种做法虽然铁腕，但却避免了南斯拉夫在战后陷入民族仇杀的恶性循环。南斯拉夫以85万人的巨大牺牲（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为代价，换来了战后四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直到1980年代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南斯拉夫才在内战中再次分崩离析。二、希腊：胜利之后的失败如果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故事是“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那么希腊抵抗运动的故事则更像是一曲“胜利后的挽歌”。ELAS在被强制解散之后，其成员遭到了右翼政府的大规模报复和迫害。1945-1946年间，希腊各地发生了数千起针对前ELAS成员和EAM支持者的暴力事件。这些人被指控为“共产党匪徒”，被逮捕、殴打、关押甚至处决。许多ELAS战士被迫再次逃往山区，以躲避政府的追捕。据统计，1945-1946年间，约有5万名左翼人士被逮捕，超过2,000人被处决，数万人被迫流亡。这种白色恐怖迫使希腊共产党重新考虑武装斗争的策略。1946年2月，得到南斯拉夫援助的希共中央决定重新组织武装斗争。10月28日，在希腊北部山区，希共正式组建了以马科斯·瓦菲阿迪斯为总司令的“希腊民主军”。希腊民主军沿用了ELAS的许多传统——政治委员制度、人民自治、社会改革——但它的规模和装备远不如ELAS。希腊民主军的核心是约1.5万名ELAS的老战士，他们从藏身之处走出来，重新拿起武器，继续他们的战斗。1946年爆发的希腊内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战争的初期，希腊民主军取得了一些胜利，控制了希腊北部的大片山区。但随着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宣布，希腊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前哨。美国向希腊政府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到1949年，美国共向希腊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占希腊政府军全部装备的80%以上。美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希腊政府军训练部队、制定战略、改进战术。在美国的援助下，希腊政府军的实力迅速提升。到1948年底，政府军已经拥有约20万兵力，装备有飞机、坦克、大炮和现代化的通信设备。而希腊民主军只有约2.5万人，装备严重不足，弹药奇缺，且逐渐失去了外部援助——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南斯拉夫关闭了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通道；斯大林也不愿意因为希腊问题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十分有限。1949年8月，希腊政府军发动了代号为“火炬”的全面进攻，将希腊民主军的主力包围在格拉莫斯山脉和维齐山脉的交界地带。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希腊民主军弹尽粮绝，被迫向阿尔巴尼亚境内撤退。希腊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维齐战役——以政府军的胜利告终。1949年10月16日，希腊民主军总司令部宣布“为了保全部队的有生力量”而停火。希腊内战正式结束。这场内战给希腊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总共有超过15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沦为难民，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内战在希腊社会内部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国民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1970年代军政府垮台后才开始逐步愈合。希腊游击队“胜利即改编”的结局是不存在的——ELAS不是被“改编”了，而是被“消灭”了。这是巴尔干半岛上最令人扼腕的结局。三、阿尔巴尼亚：胜利之后的新道路阿尔巴尼亚是三国中抵抗运动与战后新政权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1946年1月11日，霍查正式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战后，民族解放军直接改编为新国家的人民军。这个改编过程相对顺利，原因有三：一是民族解放军几乎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政治上高度统一；二是战时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有强大外部支持的竞争性抵抗力量；三是在解放战争中民族解放军已经显示了压倒性的领导地位，没有人对其改编后的地位提出质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一支经历过炮火锤炼的劲旅。它拥有约5万常备军和10万预备役，分为三个军区和一支小型海军。由于阿尔巴尼亚没有空军，只能依赖苏联提供的少数几架飞机进行训练和巡逻。陆军装备主要是缴获的意大利和德国武器，加上战后从苏联获得的一些苏式装备。然而，这支英勇的军队很快就从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变成了霍查用来巩固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在战后的几年中，霍查以“肃清反革命分子”为名清除了大量的政治对手——不论是战时的盟友还是战后的异己。1948年，阿尔巴尼亚的“二号人物”科奇·佐泽被指控为“南斯拉夫特务”被处决。随后的几年中，数百名民族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遭到清洗，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民族解放军中那些曾经与霍查并肩作战的战友，有很多人在战后的政治清洗中被送入了监狱甚至刑场。民族解放军后来改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但阿尔巴尼亚军队在冷战中一直面临极其严重的外交孤立。霍查在外交上频繁转向：先是追随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1948年）；然后与苏联决裂，转投中国（1961年）；最后与中国决裂，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1978年）。每一次外交转向都意味着军队装备体系的变更和战略思想的重组，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部队的装备主要靠外国援助，一旦援助国与阿尔巴尼亚翻脸，军队的战斗力便一落千丈。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能够解放祖国的武装力量。无论阿尔巴尼亚战后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偏执，有一点在历史上是不会被改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是二战期间为数不多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祖国的抵抗武装之一。1944年11月29日，当最后一支德军被赶出阿尔巴尼亚国土的时候，这支衣衫褴褛、弹药匮乏的队伍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在欧洲最贫瘠、最落后的角落，面对最凶残的占领者，自由的人民也能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游击运动简述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存在规模较小但同样英勇的游击运动。这些国家的游击运动没有像南斯拉夫、希腊那样发展到足以挑战占领军的规模，但它们在各自国家的解放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保加利亚，游击运动由共产党领导，成立于1941年夏。游击队人数最多时达到约6,000人，分为9个旅和28个分队。保加利亚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大规模游击战——该国大部分是平原，缺乏南斯拉夫那样的天然屏障。因此，保加利亚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是破坏德军的交通线、收集情报和开展政治宣传。1944年9月9日，在苏联红军进入保加利亚的前夜，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推翻了亲德政府，建立了“祖国阵线”政权。游击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战后，保加利亚游击队改编为人民军的一部分。在罗马尼亚，游击运动同样由共产党领导，但规模更小，影响力更弱。罗马尼亚的游击队在1944年8月23日国王政变后迅速壮大，但为时已晚，无法形成独立的军事力量。战后，罗马尼亚游击队主要融入苏联红军建立的罗马尼亚新军队。与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相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游击运动更加强调“人民民主革命”而非单纯的“民族解放”。它们的根本目标是在战后建立共产党政权，而非仅仅是赶走占领者。这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在战前就已经具备较强的共产党组织基础，以及苏联在战后将这两个国家纳入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五、国际视角：三大国的巴尔干政策要全面理解巴尔干游击队的兴衰与战后命运，必须将其置于二战期间三大国——苏联、英国、美国——在巴尔干的政策博弈框架下进行分析。苏联的巴尔干政策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斯大林的首要目标是在战后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和巴尔干，为此他不惜与英国达成交易——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莫斯科秘密会晤，达成了“百分比协定”，将巴尔干各国划分为苏联和英国的影响范围。根据该协定，南斯拉夫是50%对50%，保加利亚是75%对25%，罗马尼亚是90%对10%，匈牙利是50%对50%，希腊是10%对90%。这意味着斯大林同意将希腊拱手让给英国，以换取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在希腊问题上，斯大林严格遵守了这一协定，拒绝向希腊共产党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这是希腊抵抗运动在战后惨败的根本原因。英国的巴尔干政策可以概括为“帝国现实主义”。丘吉尔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英国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航线的安全，防止巴尔干落入苏联或共产党之手。因此，英国在战时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希腊的EDES（而非ELAS），试图影响战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在希腊，英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曾经是反法西斯同盟的ELAS。这种政策的矛盾性和自私性，使得英国在战后遭到许多左翼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从英国的角度看，这是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现实主义”选择。美国的巴尔干政策在二战期间相对模糊和不明确。罗斯福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打败德国和日本，对于巴尔干这样次要的战略方向，美国更倾向于将主导权交给英国。直到冷战开始后，美国才通过“杜鲁门主义”积极介入希腊内战，将希腊和土耳其纳入遏制战略的轨道。在巴尔干问题上，美国比英国更加反共，但也更加谨慎和间接。三大国在巴尔干的博弈，深刻影响了当地游击队的命运。凡是能够获得某一大国支持的游击队，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往往占据有利地位；凡是失去大国支持或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的游击队，则往往面临失败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南斯拉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铁托在东、西方之间灵活走位的能力；希腊的失败，则源于斯大林对西方的妥协和英国的反共决心；阿尔巴尼亚的孤立，则反映了战后国际格局对这个小国的排斥和边缘化。结语：巴尔干游击队的遗产回顾二战期间巴尔干半岛游击队的全部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从一支只有几百人的乌合之众，发展成为能够与几十万轴心国军队正面交锋的正规部队？一、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原因是领导者的远见卓识。铁托在1941年决定发动全面武装起义的决断力、坚持超越民族界限的包容政策，霍查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组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政治敏锐，泽瓦斯和萨拉菲斯在希腊抵抗运动中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能够脱颖而出的游击队，其背后都站着一位或数位卓越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能打仗，更能建设；不仅能对抗外敌，更能处理内部矛盾；不仅能着眼当下，更能规划未来。第二个原因是外部援助的逐步倾斜。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英国和苏联的情报机关、军事代表团大规模出现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解放区。1944年后盟军空军对游击队的大规模空投补给，对于解决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奇缺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盟军的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从8万人膨胀到30万人。当然，外部援助也是一把双刃剑——希腊的ELAS因为过于依赖英国的援助（虽然这是间接的），反而在战后被英国釜底抽薪。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之所以打得德军风声鹤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德、意军队每清剿一个村庄，就有十个村庄的年轻人拿起枪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不仅仅是军队，更是一个以“各族人民平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口号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超越民族和宗教界限的理想主义，让他们赢得了占全国人口将近一半的解放区的支持。希腊EAM之所以能够控制全国90%的领土，原因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武装团体，而是一个包容了希腊社会最广泛阶层的“阵线”。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解放祖国，根本原因也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第四个原因是地形和民情的有利条件。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为游击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茂密的森林、陡峭的山谷、崎岖的山路，使正规军难以发挥其火力和机动的优势。而巴尔干人民彪悍勇敢、热爱自由、抵抗侵略的传统，也为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个塞尔维亚农民的家里可能藏着一把世代相传的火枪，一个希腊牧羊人可能比任何一个德国将军都熟悉山中的每一条小道，一个阿尔巴尼亚宗族首领可能拥有数百名忠于他的武装人员——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游击队的力量源泉。二、经验的总结巴尔干游击战的实践，为后来世界各地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政治优先于军事。铁托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胜利首先是在政治上取得的，然后才是在战场上取得的。”游击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政治动员、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斗争。只有赢得人民的心，才能赢得战争；只有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人民才会为你而战。这个道理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尼加拉瓜等后续的游击战争中都得到了证明。灵活机动胜于强攻硬打。巴尔干游击队的军事原则是不与优势之敌硬碰硬，而是利用地形和民众优势，以灵活机动、打了就跑的战术消耗敌人。这种战术不需要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只需要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和敢于牺牲。它与传统的正规战逻辑截然不同，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全新诠释。统一领导与民主决策并重。巴尔干的成功游击队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如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同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机制（如AVNOJ的代表大会）。这种“民主集中制”在战争环境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它既能保证决策的迅速和统一，又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族团结战胜民族分裂。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它成功超越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民族之间的仇恨和隔阂，建立了“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旗帜。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战后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奠定了基础。相反，希腊的抵抗运动因为未能处理好ELAS、EDES、EKKA等派别之间的关系，最终走向了内部分裂和失败。三、遗产的双刃剑当然，巴尔干游击队的遗产也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在南斯拉夫，铁托的胜利将国家带入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联邦社会主义”时代。在此期间，南斯拉夫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场。然而，这个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最终还是在内战和民族清洗的烈焰中分崩离析。铁托在1980年去世后，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和经济问题急剧恶化，最终在1991-1999年期间爆发了二战结束后欧洲最血腥的战争。游击战争时期建立的“兄弟团结”口号，在民族主义浪潮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这提醒我们：建立在个人威望上的统一，终究难以持久。在希腊，抵抗运动以胜利开始，却以失败告终——左翼抵抗战士在1945年以后不仅没有享受到胜利者的待遇，反而遭到了疯狂的政治迫害和屠杀。这段历史在希腊社会留下了深刻的伤痕。直到2010年代，希腊的左翼政党（如SYRIZA）才第一次有机会执政，而EAM-ELAS的历史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反。ELAS的故事告诉我们：赢得战争不等于赢得和平；民族解放不等于社会解放。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成为了霍查建立独裁统治的垫脚石，在战后将他们昔日的游击战经验变为了对社会进行残酷清洗的利剑。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在冷战期间成为了欧洲最封闭、最残暴、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直到1991年才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游击队胜利的果实最终被一个偏执的独裁者吞食，这大概是这场解放运动最令人扼腕的结局。四、最后的致敬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巴尔干半岛那四年多的战斗岁月时，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1941年到1945年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当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法西斯铁蹄下瑟瑟发抖之时，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们在乌日策的山谷里升起了第一面解放的红旗；希腊的游击队们在戈尔戈波塔莫斯炸毁了侵略者的补给线；阿尔巴尼亚的战士们从佩萨的丛林中走出来，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无论是铁托手下舍生忘死的“无产者旅”战士，还是在苏捷斯卡峡谷中高唱国际歌迎接死亡的南斯拉夫青年；无论是德克姆弗里亚纳街头为自由流下最后一滴血的ELAS成员，还是在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行使政治权利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他们共同证明了人类文明在面对野蛮时所能迸发出的坚韧与力量。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无产阶级革命”或“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中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写字。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法西斯是坏的，自由是好的；侵略者是坏的，祖国是好的；压迫者是坏的，正义是好的。这些朴素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今天，当我们坐在舒适的房间里阅读这段历史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和平，是用这些人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无论民族身份为何，我们都应该向这些普通的、勇敢的、不屈的人们致敬。这就是巴尔干游击队的真正遗产——不论政治分歧多么深刻，不论民族仇恨多么古老，当自由的号角吹响时，被压迫者永远不会向入侵者低头。而在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巴尔干的游击队员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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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篱墙——维莱博卡日之战（下）
芬仙阁 夏逸凡
七、困兽之地
SS上级小队长于尔根·勃兰特对连长的这一举动颇感困惑。他无法理解魏特曼为何会径直驶向英军所在方向。相较之下，勃兰特选择采取更为谨慎的行动，他命令驾驶员沿卡昂古道向远离维莱博卡日的方向机动。
事实上，当魏特曼突然脱离连队、独自驶向小镇之时，213高地一线的战局远未如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明朗。失去统一指挥的第2连各车组被迫各自为战，其中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敌军的规模与实力。
尽管如此，至少有两辆第2连的“虎”式在213高地山脚对英军坦克发起了攻击。当意识到威胁来自南侧后，第1分队的肯·怀特曼（Ken Weightman）中士指挥的“萤火虫”“Blondie”[26]迅速将炮塔转至3点钟方向，与“虎”式展开交火。这辆坦克位于已经燃烧的“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后方约150米处，但很快便被勃兰特的“虎”式击毁。
此时，米尔纳上尉所乘的装甲运载车仍在向213高地高速行进，他亲眼目睹了两辆“萤火虫”相继被摧毁。他后来回忆道：
“纵队最后那辆坦克的炮口仍朝向213高地，车组对此浑然不觉。炮弹一击命中，坦克立刻燃起大火。当我们驶过前方约100米处的另一辆义勇骑兵团‘萤火虫’坦克时，它已经将炮塔转向右侧，以17磅炮向击毁尾车的敌人还击，但它很快也遭遇了同样的结局。”
坎贝尔中尉、库普（Coop）中尉和盖尔（Gale）中士所乘的装甲运载车，在怀特曼中士的“萤火虫”爆炸时，距离不过数十码。巨大的冲击使坎贝尔一时失去镇定，他命令驾驶员立即驶离公路并跟随自己行动，随后跳出车辆，沿着路边排水沟奔跑，以手势引导前进方向。
奥康纳中士所在的装甲运载车也采取了相同的规避动作。这两辆半履带车几乎是侥幸逃过一劫，而位于公路下方约一公里处的来复枪旅A连其余装甲车辆，则未能躲过随之而来的厄运。
几辆“克伦威尔”以及另一辆“萤火虫”，被困于最初几分钟被击毁的车辆之间，在绝望中竭力寻找生路，他们最终驶入公路北侧的一片果园，并在那里仓促构筑起防御阵地。
这片果园枝叶茂密，四周被高耸的土堤与浓密的树篱环绕，在短时间内为英军坦克提供了遮蔽，使其暂时免遭德军炮火的直接打击。然而，困守其中的英军并未意识到，这处看似安全的庇护之所，实际上很快便将成为一座无从逃脱的囚笼。
这一机动被停在通往175国道途中、被SS下级小队长施蒂夫遗弃的“虎”式车组发现。炮手劳后来回忆道：
“我站在炮塔中，此时坦克已没有车长，距离公路大约五十米。SS下级小队长索瓦仍停在魏特曼命令他下车的地方。发动机的轰鸣与枪炮声几乎淹没了一切，很难引起他的注意，但我还是设法向他示意。
‘过来，库尔特，我这里没有车长。’他上车后，我们便驶向公路。道路左侧堆满燃烧的残骸，浓烟弥漫，几乎无法分辨。右侧则出现了两辆‘克伦威尔’，它们正试图将炮塔转向我们，我们迅速将其击毁。周围到处都是惊慌奔逃的英军士兵。随后我们驶向卡昂古道，以便观察战场，并关闭了发动机，因为它已经严重过热。”
罗伊·邓洛普在自己的坦克中目睹了这些试图在213高地顶端逃生的英军坦克接连被摧毁。就在不久前，他已命令驾驶员全速冲刺，他的坦克由此成为第一辆抵达那道关键高地脊线的车辆。紧随其后抵达的是“克伦威尔”“Shufti Cush”。两车成为最后加入这支小规模英军集群的成员，这支部队因战局急转而被孤立在213高地那片平坦的高地顶部。
魏特曼的命令已经得到执行，但第2连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完成对敌人的彻底歼灭。对213高地发起正面攻击已不具备现实条件，而在通往维莱博卡日的坡面上，仍分布着数量可观的英军步兵，必须首先将其压制，方有可能继续推进。
如前所述，魏特曼的坦克并非孤立作战，他并不像中世纪的重装骑士那般单骑突入横冲直撞。在篱墙这种复杂地形中，任何脱离协同的冒进行动都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显而易见，在对英军实施压制与清剿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伴随坦克行动的步兵力量。而德军在歼灭英军先头部队时所采取的战术，也清楚表明，在这一阶段魏特曼的分队不仅得到了步兵支援，还配备有轻型火炮与迫击炮。
毫无疑问，这些德军步兵力量的主体来自SS第101重装甲营第4轻装甲掷弹连。该连装备较为完善，且专门训练用于此类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此外，营属各类辅助分队在必要时同样承担了步兵职能。
瓦尔特·劳的回忆中甚至提到一名俄国“希维（hiwi）”[27]，此人与德军士兵并肩行动，积极参与从树篱与灌木丛中驱赶英军步兵的行动：
“那名隶属于野战炊事班的俄国‘希维’，在这一阶段表现尤为突出。他原本是我们在切尔卡瑟击毁的一辆T-34的乘员。他一手持手枪，一手握厨刀，径直冲入路旁灌木丛，将‘汤米’一一驱赶出来。
大约有一百名俘虏被集中在我们坦克前方的一处围地内，辅助部队对其进行搜查并收缴武器时，我们则在坦克上架设机枪，以防发生意外。”
第2连的坦克还得到了部分装甲教导师步兵的配合，这些士兵在英军纵队出现时并未撤离维莱博卡日，而是藏身于居民遗弃的房屋之中，伺机行动。
对公路两侧地区的清剿持续了数小时，直至中午13时仍未完全结束。就在此时，被围困在213高地的义勇骑兵团A中队残部选择投降。来复枪旅A连中仅有约三十人成功脱身，他们在当天以及随后的夜间陆续返回英军阵地。
被孤立于213高地顶端的英军装甲先头部队几乎陷入完全消极的防御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从多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由于克兰利中校的临时指挥部仍然与B中队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们寄希望于其他部队能够尽全力实施解围。其次，先头部队的人员构成显然并不适应当前这种近乎僵持的局面。在213高地上，军官数量明显偏多，而普通士兵却严重不足。包括坦克乘员、装甲车驾驶员以及随队登上高地的来复枪旅士兵在内，英军总人数仅略多于60人；而在赖特少校、米尔纳上尉以及坎贝尔、巴特勒、库普和帕克（Parker）等中尉的指挥下，真正可用于地面作战的步兵却只有区区10人。
第三，被围困部队的视野极为受限。他们固然能够在德军发动正面进攻时组织起相当有力的抵抗，但却几乎无力有效应对持续不断的火力压制。最后，士气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与德军一样，他们既不清楚敌军的真实兵力，也不了解其具体部署，只能凭借炮火的密集程度与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来推测局势。
若在被包围初期英军能够果断采取行动，尝试向高地以北的林地突围，再转向维莱博卡日，那么这一行动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在那个阶段，他们尚未真正意识到自身处境的严峻程度。
当赖特少校与克兰利中校进行磋商之际，米尔纳上尉已经着手整顿部属。A连的指挥人员此刻几乎仍处于震惊之中，将他们聚集于此的整个过程本身便已足够惊心动魄。
赖特少校返回后向众人通报，已决定原地坚守，等待女王步兵团第1/7营前来解围。德军必然会竭力阻挠，并伺机歼灭这支规模有限的英军分队。因此，当务之急是将为数不多的步兵合理部署，以应对可能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进攻。
尼科尔森（Nicholson）下士率领六名士兵占据公路南侧阵地；坎贝尔中尉带领四名士兵部署于公路与通往瑟莱河畔瑞维尼道路的交汇处，该位置此后被称为“坎贝尔角”。米尔纳上尉则进入公路旁的一所房屋，从那里监视通往瑟莱河畔瑞维尼方向的道路，盖尔中士则负责掩护房屋另一侧的乡间小路。库普中尉稍微前出至坎贝尔阵地之前，以侦察敌情动向。米尔纳上尉后来回忆道：
“我选择的位置能够将从高地向东偏东北延伸的小道纳入射界，而迫击炮分队的中士则负责掩护通向我们阵地北侧树林的那条道路。不远处有一间小屋，一名当地妇女突然沿着一条通往坡下的小径走来。我们将她扣留，因为担心她可能为德军通风报信。大约一个小时后，她趁机逃走了。至于她是否真的是间谍，至今仍难以断定。”
在213高地上集结的英军装甲力量包括：诺曼·琼斯中士指挥的“谢尔曼萤火虫”“Alla Keefek”，四辆乃至五辆“克伦威尔”，其中包括A中队指挥官彼得·斯科特少校的座车、比尔·加内特中尉的坦克、罗伊·邓洛普上尉用于炮兵观察车的“克伦威尔”，以及另一辆名为“Shufti Cush”的“克伦威尔”。
在最初那次极具破坏性的突袭之后，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任何轻率的移动都会立即招来狙击火力或机枪扫射，但除此之外，德军并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无法直接观察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起初仅以迫击炮对高地实施间接火力压制。步兵则开始谨慎地向高地渗透，但尚未贸然发起进攻。
这种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罗伊·邓洛普对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拦阻射击的有效引导。炮弹接连不断地从英军头顶掠过在高地坡面相继炸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被围部队的士气。
接近正午，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军尝试沿通往贝桑地区蒙特（Monts-en-Bessin）方向的道路向东北突围。然而这一尝试迅速宣告失败，在短暂交火中，一辆“克伦威尔”被击毁。米尔纳上尉回忆道：
“那辆义勇骑兵团坦克转入一条林荫道并沿路下行，但很快遭到命中，随即起火。受伤的乘员跳出车外，驾驶员阵亡。他们看上去极为沮丧，我爬过去把他们带回到一间小屋中，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击毁这辆坦克的并非魏特曼麾下的车辆，而是赶来增援的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虎”式。
约11时，魏特曼与其车组抵达位于奥布瓦的装甲教导师师部，他随即向师作战参谋库尔特·考夫曼（Kurt Kauffmann）总参少校作了简短而直接的汇报。考夫曼当即将师后方局势的突变上报至SS第1装甲军军部。
与此同时，第130装甲教导团第二营营长赫尔穆特·里特根（Helmut Ritgen）上尉接到命令，要求其尽可能集结可用坦克，向维莱博卡日方向发起反击，以支援魏特曼所属连队。然而，由于瑟莱河畔蒂利一带局势复杂，他所能调集的兵力极为有限，至多约15辆Ⅳ号坦克，且主要来自第6连。
里特根随即下令封锁维莱博卡日北侧出口，并着手准备对该镇实施反击。迪特里希则向装甲教导师师部保证，第2装甲师的首批增援将在数小时内抵达战区。同时，警报迅速传达至SS高级突击中队长罗尔夫·默比乌斯，其麾下8辆“虎”式随即沿175国道向维莱博卡日推进。魏特曼则乘坐一辆水陆两用吉普迎向来援部队，并在213高地以东数公里处与默比乌斯会合，将自己掌握的镇内战况及英军兵力情况作了详尽说明。
与此同时，213高地上的英军处境迅速恶化。伤亡持续攀升，突围与获救的希望逐渐破灭。大约在12时30分，克兰利中校宣布局势已无可挽回。他下令将尚能使用的坦克悉数破坏，并建议部队在炮兵根据其请求施放的烟幕掩护下，以小分队甚至单兵形式分散突围。
克兰利本人乘坐一辆“亨伯”装甲车向东南方向、铁路一线撤离，途中在附近一处果园中撞上了装甲教导师设置的封锁哨。听到来自213高地方向持续不断的枪声以及“虎”式坦克发动机的轰鸣，他当即决定弃车徒步行动。他对驾驶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恰好被无线电捕捉下来：“我那该死的靴子呢？见鬼，我可不会光着脚去柏林！”
此后数小时，这位中校一直藏匿于附近林地之中，但在德军对区域展开的清剿行动中最终被发现并被俘虏。此后直至战争结束，这位克兰利子爵与其他在维莱博卡日被俘的英军一道，被关押在79号军官战俘营（Oflag 79）。
在获得自行决断的许可后，由罗杰·巴特勒中尉率领的一支步兵小组尝试向维莱博卡日方向突围，但很快便遭到猛烈机枪火力的压制。巴特勒本人身受致命伤，随后在医院中不治身亡。与此同时，德军加大了对213高地的炮击力度，刻意将炮弹打在树冠上方引爆，使弹片如骤雨般覆盖地面，对暴露在外的英军造成持续杀伤。
尽管此前已下达销毁装甲车辆的命令，12时40分，一小组坦克仍在烟幕掩护下沿175国道向东发起突围。德军几乎是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盲射开火。烟雾散尽后，在拉朗德低地农场（Ferme du Bas-des-Landes）附近留下了两辆被遗弃的“克伦威尔”，其中包括罗伊·邓洛普上尉的座车。其余幸存车辆则被迫退回213高地。
几乎就在英军坦克撤回之后，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虎”式在步兵伴随下迅速登上高地。此时英军已完全丧失斗志，未作任何有效抵抗。至13时，213高地落入德军之手。
坎贝尔中尉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我们投降前大约二十分钟，德军开始以直瞄火力对我们的阵地实施射击。与此同时，一种极为令人难受的‘施潘道’机枪[28]火力将我们死死压制在地面上。德军炮兵显然经验老到，不断向道路两侧的树木射击，弹片如雨倾泻，令我们难以承受。正是在这轮炮击中，彼得·斯科特阵亡，而年轻的彼得·库普再度负伤。
随后炮火突然停止，因为大约十二至十五人组成的主力群体选择了投降。我们的阵地很快被德军步兵和坦克占领。他们究竟从何处突然涌现，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同时看到超过两三名德军士兵，这足以说明他们在隐蔽与伪装方面的高超水准。
至于我们的‘克伦威尔’，与那些庞大的德军坦克相比，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米尔纳上尉对炮火骤然停止感到十分意外，很快又察觉到，从东面传来的坦克轰鸣声也随之沉寂。他走向公路中央阵地，看见几名戴着黑色无檐帽的坦克兵正与一群英国军官谈笑自若。起初，他以为那是皇家坦克团成功突围而来的援兵，但这一判断很快被现实击碎。他当即转身，迅速钻入左侧果园，侥幸未被察觉。
此后，他一直在附近田地中潜伏至天黑，随后踏上了返回英军防线的艰险归途。与此同时，义勇骑兵团中队与来复枪旅的被俘士兵被集中押至道路一侧，正对着克兰利中校临时指挥所所在的那栋房屋。他们此时已然接受了自身的处境，默默等待被押送至后方。
当默比乌斯的“虎”式沿公路向维莱博卡日方向推进时，躲藏在213高地下方果园中的一小股英军坦克分队未发一炮便选择投降。132号“虎”式车长沃尔纳·温特后来回忆道：
“五辆‘克伦威尔’停在树篱后与树荫之下，位于国道北侧约一百米处。当第1连的‘虎’式抵达时，‘克伦威尔’车组未作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了。”
实际上，这支英军分队最初共有六辆“克伦威尔”，其中一辆在当天稍早发生的事故中已经损失。
与此同时，正在检查弹药库的贝伦德·维恩克（Berend Werncke）总参少校接到命令，要求他尽快赶往位于奥布瓦的装甲教导师师部。约在上午10时，他抵达奥东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Odon），并在那里获悉英军已进入维莱博卡日，而他原本正打算途经该地继续前进。他将车开至酿酒厂，决定先向公路方向进行一次侦察，并命令驾驶员在原地等候，若半小时内未见他返回，则前往师部报告情况。他回忆道：
“我徒步穿过灌木丛，试图接近主干道以观察局势。当我翻越一道树篱时，眼前的田野中出现了四辆英军坦克。它们的车组正围在指挥官身旁，对着地图进行讨论。坦克里空无一人，但发动机仍在运转。
作为一名曾经的装甲连长，我对这类车辆并不陌生，很快意识到可以借助这辆敌方坦克穿越这片中间地带。我钻进最近的一辆‘克伦威尔’，它正好被其他坦克遮挡着。握住操纵装置后，我发现其布局与我方车辆颇为相似。
我将坦克驶过路边排水沟，驶上主干道，向西转向。那一刻的情形颇为怪异，一路上尽是燃烧中的英军履带车辆、坦克和卡车。后来我才知道，这场彻底的破坏正是魏特曼一手造成的。
当时我显然已经深入‘汤米’的后方，但整个行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约两公里后，我在路边沟渠中发现一名神情迷茫的德军步兵，我向他挥手示意。他迟疑地走近，我命令他爬上炮塔，如果遇到我方部队就挥动白布示意。就这样，我顺利抵达了师部。”
随着213高地的英军力量被彻底肃清，德军的注意力随即转向一个更为紧迫的目标 —— 重新夺回维莱博卡日的控制权。
1944年6月13日中午前后，在奥布瓦古堡，贝伦德·维恩克总参少校正从一辆刚刚在213高地下方缴获的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克伦威尔”坦克中爬出。一名翻译人员正坐在坦克上方，监听并翻译车载无线电中的通讯内容。
这辆被完整缴获的“克伦威尔”在战斗进行期间，车体上仍覆盖着用于两栖登陆防水处理的“Bostik”隔离涂层，这说明它几天前才刚刚完成登陆作战。
这两辆“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21766W 与 T-187583）隶属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并巧妙隐藏于树木与灌木形成的遮蔽之后。这些坦克很可能是在车组投降前不久，由其乘员主动纵火焚毁的。
其中，上面这张编号为T-121766W的“克伦威尔”的照片由哈里·翁托拉拍摄。与另外三辆坦克不同，这辆车似乎并未被焚毁。其车辆编号中的字母“W”表明，该车采用焊接式车体结构（welded），属于较为少见的型号。而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装备的大多数“克伦威尔”坦克，是采用D型铆接车体结构的“克伦威尔 IV”型。
数张利用树枝进行伪装，处于防御位置的“克伦威尔”坦克照片展示了这些车辆如何成功撤入N175公路北侧、213高地下方的莫德雷田野（champ du Maudray）中。与此前长期流传的说法不同，这些隶属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的坦克，从未真正抵达高地顶部。
在1944年6月17日拍摄的航拍照片中，这些坦克以斜线方式驶离道路、穿越第一片田地时留下的履带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正是这些痕迹，使研究者得以确定调查方向，并最终通过实地勘查等方式，成功确认这些车辆的具体位置。
这些坦克残骸，无疑就是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沃尔纳·温特所提到的、遗弃在N175公路北侧的那批“克伦威尔”坦克。尽管温特提到共有5辆坦克，但截至目前，在所有已知照片中，仅能确认其中4辆。
无论如何，所有迹象都表明，装甲教导师维尔恩克少校于当天上午稍晚时发动那次大胆突袭、并成功俘获一辆“克伦威尔”坦克的地点，正是在这片田地之中。
其中至少两辆坦克属于第3分队，很可能包括赫尔利（Hurley）中尉的座车。而昵称为“Chez Célibataire”的“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87766 W），也正是6月7日部队在“黄金”海滩登陆时照片前景中出现的那辆坦克。
“萤火虫”“Blondie”（编号T-212752）的残骸，由哈里·翁托拉于战斗结束数日后拍摄。从照片来看，这辆坦克似乎被一发“虎”式坦克炮弹击中了炮盾右上角。
与那辆横停在道路中央、被击毁的“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一样，其固定在炮塔后部无线电储物箱两侧的小型编号牌，也已被火焰熏黑，难以辨认。
根据车长肯·怀特曼中士的证词，在德军突袭车队时，他已经将坦克停靠在175国道边缘。从逻辑上推断，这辆车也应当就是米尔纳上尉所看到的那辆正在向德军火力进行还击的“萤火虫”坦克。
德军战地记者卡尔-阿图尔·彼得拉施克（Karl-Arthur Petraschk）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从213高地向西眺望维莱博卡日方向的景象。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第4分队“萤火虫”“Alla Keefek”的残骸，由装甲教导师第130装甲侦察营第2连奥托·亨宁（Otto Henning）中士拍摄。根据他的回忆，这两张照片均拍摄于6月14日黎明时分，照片中正在检查这辆英军坦克的两名士兵，在拍摄完成数秒后，便不得不躲入坦克内部，以躲避突然出现的盟军战斗机攻击。
在画面背景中，可以隐约看到几个人影以及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遗憾的是，由于照片质量极差，已无法确认那究竟是一辆被遗弃的英军“亨伯”装甲车，还是一辆德军车辆。
由《信号》杂志战地记者格林姆于1944年6月14日拍摄，时间稍晚于亨宁的照片。除“萤火虫”“Alla Keefek”外，可以注意到，位于左前景的“克伦威尔 CS”（编号T-187661）已经被倒车移至道路边缘，稍远处的“克伦威尔 IV”（编号T-187632）同样也已被挪动。这三辆坦克，很可能属于那支在被米夏埃尔·魏特曼切断与主车队联系后，试图向东突围的小型装甲群。
根据研究，中午时分，第1连“虎”式坦克自努瓦埃尔方向沿175国道抵达后，无疑迫使这些英军坦克被迫折返，再次退回213高地，并在那里进行最后一次绝望抵抗。无论是“克伦威尔 CS”，还是“萤火虫”，其炮塔均转向后方，这一细节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测。
“萤火虫”炮塔上的炮弹命中痕迹，则表明它曾与追击而来的第1连“虎”式坦克发生过短暂交火。在已无法向任何方向撤退的情况下，被围困于高地上的英军部队，最终只能在绝望局势下选择投降。
这张照片同样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1944年6月14日在213高地拍摄。当时他正在为著名宣传杂志《信号》执行采访任务，而这一拍摄行动很可能也是应SS第1装甲军军长SS上级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将军塞普·迪特里希的要求进行的。
多名德军士兵正在检查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4分队的“萤火虫”“Alla Keefek”坦克。其中包括沃尔纳·温特的“虎”式坦克车组的一部分成员。这门威慑感十足的17磅炮显然给这些第一次见到这种型号的德军士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名装甲教导师士兵正守卫在通往贝桑地区蒙特道路的岔路口。这辆被缴获的“萤火虫”不仅吸引了德军坦克兵的注意，也引来了大量经过国道的德军士兵围观。
照片中可以辨认出温特车组中的三名成员，同时还有一名从“萤火虫”后方经过、看起来极像第2连“虎”式坦克车组成员瓦尔特·劳的人。
几分钟后，两辆“虎”式坦克将穿越213高地：其一是刚刚抵达现场、并由SS下级小队长索瓦重新接管指挥的222号“虎”式；另一辆则是231号“虎”式，由SS上级小队长勒奇指挥。这辆车此前因主动轮故障失去机动能力，并在当天早晨的魏特曼行动开始时的交火中受损。
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的照片，展示了1944年6月14日被遗弃在213高地上的英军坦克。从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萤火虫”“Alla Keefek”所处的特殊姿态，其炮塔朝向后方。该车在1944年6月13日12时至13时间那次失败的突围行动后，又返回了213高地原先的位置，并在撤退过程中以炮塔朝后掩护后方。
在左侧，可以看到“克伦威尔 ”（编号T-187661）那门95mm火炮在这张照片中已经重新转回前方。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地记者彼得拉施克于6月13日战斗刚结束后拍摄的照片中，这辆车与“萤火虫”一样，同样将炮管转向后方。
位于画面中央后方的，则是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的第三辆、也是最后一辆坦克。这是一辆装备75mm火炮的“克伦威尔”（编号T-187632）。而在彼得拉施克于6月13日拍摄的照片中，它当时则是朝向维莱博卡日方向。
这些细节使笔者得出结论：这三辆坦克很可能都属于那支于13日13时前不久试图向东突围的小型装甲分队，但在国道上迎面遭遇默比乌斯麾下“虎”式坦克火力后，被迫掉头撤回。
这张照片由的课战地记者兹维默（Zwimer，隶属于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战地记者营第II排）在213高地拍摄，其时间晚于格林姆拍摄的那组照片，应拍摄于1944年6月15日至17日之间。
此时，SS部队已经离开该区域，而被遗弃的“萤火虫”“Alla Keefek”坦克，则正在被一批德国空军部队人员检查。这些人很可能属于第三航空队第3高炮军。
德军显然围绕“萤火虫”“Alla Keefek”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从附近的几辆车上拆走了可以使用的物品。
A中队第4分队“萤火虫”（编号T-212728）的照片。1944年6月13日当天，这辆车很可能由诺曼·琼斯中士指挥。照片中可以辨认出那条向北延伸、通往装甲教导师防区的道路入口，以及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方向路牌。
英军遗弃于蒙布罗克石南地（Bruyères de Montbrocq）下方位置、更靠前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在两张照片中，这辆坦克呈现出不同的朝向。
该车为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K连的罗伊·邓洛普上尉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编号T-187796）。在与默比乌斯麾下“虎”式坦克交火后，其车组弃车撤离。
第一张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卡尔-阿图尔·彼得拉施克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晚些时候拍摄，画面显示这辆坦克在路边完成掉头后被遗弃。可以推测，它当时正试图逃离从东面推进而来的第1连“虎”式坦克。
为了给摄影师制造更具“毁灭感”的画面效果，德军在坦克内部启动了烟幕弹发射器。值得注意的是，坦克炮管卡在一棵被炸断的大树残干之间，这意味着在坦克停车或被遗弃后，附近仍发生过射击。
第二张照片则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6月14日上午拍摄。此时，这辆坦克已经转向东面，方向与前一日完全相反，这说明德军曾重新启动并移动过这辆车。在炮塔车辆编号附近，还可以看到一个采用“Old English”字体书写的字母“K”，这是K炮兵连的战术标识。
此外，照片背景中的那座农庄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K炮兵连罗伊·邓洛普少校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照片，由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于1944年6月14日。这辆车被德军遗弃在公路边。另一辆同样被遗弃于此处的“克伦威尔”坦克，在背景中部分可见，并有烟雾从车体中冒出。
在这两张照片中，可以看到SS第101重装甲营的装甲兵正准备放火焚烧罗伊·邓洛普少校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和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2分队的“克伦威尔”“Shufti Cush”。这大概是因为这些车辆已经无法轻易被部队回收并重新投入使用。
两辆“克伦威尔”坦克在蒙布罗克石南地下方被遗弃的位置。这些坦克是在213高地上一部分被孤立的英军部队尝试突围后留下的。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2分队的“克伦威尔”“Shufti Cush”（编号T-187599）。在213高地上的大部分英军装甲车辆试图向东突围失败后，它被遗弃在蒙布罗克石南地下方一片田地边缘。这辆坦克是在第1连“虎”式坦克开火时，试图驶离国道，却陷入路边壕沟之中。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德军在控制这辆车之后，曾尝试驾驶它进行测试，并在过程中让它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因为对于德军而言，这种型号的坦克此前仍属于陌生装备。事实上，他们后来至少还在213高地上测试驾驶过另一辆“克伦威尔”坦克。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辆装备95mm短身管火炮的“克伦威尔 CS”（编号T-187661）。该车在213高地被SS第101重装甲营的一名成员缴获，并于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沿175国道向卡昂方向驶去。
这辆被缴获的车辆，很可能在摩托车护送下，被送往位于奥东河畔巴尔龙的SS第1装甲军军部，以进行详细研究，因为这种型号在当时对德军而言仍属首次接触。
由德军于1944年6月中旬在维莱博卡日的路边十字架附近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大量英军残骸沿道路排列，形成了车辆通行时必须绕行的障碍带。
这张照片很好地展现了该地区在魏特曼的212号“虎”式坦克突击结束后、至“里特根”战斗群的Ⅳ号坦克于1944年6月13日14时左右开始进攻维莱博卡日之间，此地的那种毫无生气的氛围。
八、巷战迷局
由里特根上尉指挥的装甲教导师战斗群推进至距离维莱博卡日约两公里的维利博卡日（Villy-Bocage）。在此，他们与师长拜尔莱因将军会合。将军在简要了解局势后，随同该部继续向西推进。
行至瑟莱河畔圣卢埃（Saint-Louet-sur-Seulles）附近时，由参谋军士长博布罗夫斯基（Dobrowski）指挥的Ⅳ号坦克遭到命中并迅速起火。由于缺乏步兵支援，无法有效侦察并压制英军反坦克火力，拜尔莱因决定将部队撤回维利博卡日，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与此同时，在175国道以南，装甲教导师另一支战斗群也在加紧组建。在奥东河畔帕尔富吕（Parfouru-sur-Odon）古堡附近的第130装甲团第二营修理车间中，5辆此前仅受轻微损伤的Ⅳ号坦克经紧急抢修后重新投入战斗。该分队由弗里茨·莱克斯（Fritz Lex）上尉指挥，他原任第5连连长，前一日刚被调任为维修连指挥官。
莱克斯所率部队抵达维莱博卡日东南郊，在那里与SS第101重装甲营第2连的数辆“虎”式相遇。他向这些坦克乘员了解了镇内的战况。午后不久，来自冯·吕特维茨将军麾下第2装甲师的增援部队，即第2装甲侦察营第2连，终于抵达维莱博卡日南郊。
在向拉波斯特（La Poste）推进的过程中，该连与一支英军前沿巡逻队遭遇并爆发交火。战斗中，德军以“铁拳”击毁了一辆隶属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由西蒙兹（Simmonds）中尉指挥的“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以及一辆伴随其行动的半履带装甲运载车。
就在上述行动展开的同时，清晨遭受重创的英军迅速调整部署，竭力在维莱博卡日站稳脚跟。第22装甲旅旅部紧急将驻扎在西北约4.5公里外圣日尔曼代克托（Saint-Germain-d'Ectot）的女王步兵团第1/7营前推至镇内。英军步兵抵达后立即展开清剿行动，将潜伏在民宅中的零散德军逐一驱逐，并着手构建防御体系，通过火力控制主要路口。
该营的一个连被配属给B中队，试图打通通往213高地的道路，但他们很快发现，从城镇至高地脊线的整段公路均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几乎无法通行。此时，义勇骑兵团B中队指挥官埃尔德少校已临时接管全团指挥权，他仍在设法营救被困的克兰利中校。
他命令第4分队寻找一条通往213高地的迂回路线。该分队由莱斯利·科顿（Leslie Cotton）中尉指挥，编有一辆近距离支援型“克伦威尔”、两辆常规型“克伦威尔”（分别由伦恩·格兰特[Len Grant]中士和乔治·霍恩[George Horne]下士指挥），以及一辆由博比·布拉莫尔（Bobby Bramall）中士指挥的“萤火虫”。
第4分队沿通往奥东河畔欧奈的道路向南推进，随后左转抵达铁路一线。然而，铁路路堤过于陡峭，坦克无法翻越，于是他们只得折返维莱博卡日。在镇内短暂机动后，他们驶入巴斯德街，并在市政厅广场附近停下。科顿判断此处极适合设伏，无论德军从哪条街道向西突围，都必然经过这一节点。基于敌军很可能沿主干道行动的判断，他将两辆“克伦威尔”和一辆“萤火虫”分别布置在市政厅两侧，同时部署了一门临时配属的6磅反坦克炮。
由于自己座车所配备的95mm榴弹炮不适合对抗装甲目标，科顿将这辆近距离支援型“克伦威尔”撤至一家五金店的后院，隐藏于车库之中。所有车辆随即熄火，英军静静等待德军进入伏击区域。
与此同时，第3分队占据了城镇北侧阵地，沿圣马丁街与市立公墓一线展开；沃尔特·艾伦指挥的第1分队部署于通往科蒙的公路方向；第2分队则封锁了来自维尔和欧奈方向通往镇内的各条通路。各分队共同构成了一道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约在14时左右，里特根上尉指挥的装甲教导师战斗群中的Ⅳ号坦克率先尝试进入维莱博卡日。他将部分坦克部署在城镇东侧，切断来复枪旅A连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残部的突围通道；与此同时，又派出四辆坦克沿主街推进，显然意在试探英军在镇内的防御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坦克几乎没有步兵伴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在魏特曼成功实施单车突击之后，德军装甲兵或许对自身坦克的能力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过度自信。Ⅳ号坦克以两车一组的方式向前推进，抵达主街弯道后，其中两辆转入克莱芒梭街，采取前后掩护的战术交替跃进，后车为前车提供火力支援，两车不时交换位置。
率先抵达市政厅广场的是6号Ⅳ号坦克，它立刻遭到科顿中尉所率分队的火力打击。受损的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沿街道滑行。就在此时，科顿分队中“克伦威尔”坦克的车长乔治·霍恩下士果断出击，驾驶坦克冲入主街，将这辆已经受损的德军坦克彻底击毁。科顿事后回忆道：“他从巷子里冲出来，插入德军纵队，击毁其中一辆坦克，然后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迅速退回巷内。”
这辆被击毁的Ⅳ号坦克最终停在巴斯德街37至39号一带的茹安帽饰店（chapellerie Jouin）门前。紧随其后的另一辆634号Ⅳ号坦克则遭到英军步兵的近距离围攻。埋伏在主街两侧建筑上层的英军士兵使用粘性炸弹和PIAT反复攻击，该车一边开火还击，一边试图沿街向上撤退，但终究未能脱离战斗，被英军击毁。
随后，默比乌斯所率的“虎”式坦克投入战斗。在完成213高地的作战任务后，这些重型坦克转向维莱博卡日，以支援装甲教导师对城镇的进攻。默比乌斯对兵力进行了分配：他亲自带领一部分坦克掩护城镇东侧，由SS上级突击中队长汉内斯·菲利普森（Hannes Philipsen）指挥的四辆“虎”式则直接突入镇内。
当地居民克莱芒·贝尔努瓦（Clément Bernouis）与家人及邻居透过地下室窗户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看到“虎”式坦克从街道上轰鸣而过，并在推进中分成两组。菲利普森的111号“虎”式与SS上级小队长海因里希·恩斯特的113“虎”式沿主街推进，转过弯道时，正见前方一辆装甲教导师的Ⅳ号坦克被击毁。尽管英军伏击阵地的位置此时已暴露，德军依然没有改变既定战术，显然是寄希望于另一组从东南方向进入城镇的“虎”式能够从侧翼打击英军阵地。
当抵达市政厅广场入口时，菲利普森的“虎”式短暂停车，似乎准备抓住时机迅速穿越广场。此时，博比·布拉莫尔将自己的“萤火虫”微微后移，使炮口与侧面建筑墙体上的弹孔对齐，形成一条穿过墙体与对面窗户的射击通道。他打开炮闩，沿着炮膛直接瞄准了目标。“萤火虫”开火，并在第二发射击中命中了“虎”式的侧面。[29]
中弹的“虎”式迅速后退，暂时脱离视野，但很快再次出现，并试图以高速强行冲过英军伏击阵地。在密集火力压制下，该车失去控制，驾驶员被击毙或重伤。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沿街滑行约50米，最终撞入勒皮耶特成衣店（magasin de confection Lepiètre），将橱窗撞毁。菲利普森及部分乘员成功逃生。
恩斯特的“虎”式同样未能幸免。在科顿分队坦克与一门6磅反坦克炮的交叉火力打击下，该车遭受多次命中，最终停在费萨尔中央咖啡馆（café du Centre Fessard）对面的那辆此前被击毁的6号Ⅳ号坦克旁。海因里希·恩斯特在战斗中阵亡。不过，这辆“虎”式在被击毁前已将炮塔转向科顿分队的伏击方向，以还击火力摧毁了6磅反坦克炮。
布拉莫尔后来如此回忆这段战斗：
“当我们在城内占据阵地时，四周枪炮声此起彼伏，尤其是主街通向的那座广场附近，交火异常激烈。不久，三辆德军坦克沿主街出现。我当时确信最前面的那辆是Ⅳ号坦克，尽管也有人认为那是一辆‘虎’式。
我向它开火，但可以肯定那并不是‘虎式’。事实上，我的射击偏离了目标，因为距离过近，反而难以精确瞄准。所幸我们在附近布置了一门6磅反坦克炮，它成功将这辆坦克击毁。
紧跟在它后面的，确实是一辆‘虎’式。我稍微向后倒车，使自己能够透过街角房屋的窗户观察战场。我已记不清我们开了多少炮，但最终还是将那辆德军坦克击毁。我估计这大约发生在中午前后。第三辆德军坦克同样是一辆‘虎’式，它推进到了广场拐角处。
这一次我没有再使用标准瞄准具，因为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它反而会产生偏差。我直接沿着炮膛瞄准，以对面房屋墙上此前炮弹留下的痕迹作为参照。当‘虎’式的车体刚好遮住那处标记时，我们开火了，一切随之结束。”
尽管城内战斗仍在零星持续，主街一带却一度归于短暂的寂静。科顿中尉从一处废墟中取来一把大伞，在细雨中走上巴斯德街进行侦察。他很快发现一辆车头朝向城镇出口方向的“虎”式坦克。经过一番观察，他判断这辆坦克已被乘员弃置。那正是魏特曼在清晨战斗中遗弃的212号“虎”式。
考虑到德军回收与维修分队一贯高效的作业能力，科顿与“萤火虫”车长布拉莫尔中士迅速采取行动。两人设法找来几条毯子，提着一罐汽油，将伏击阵地附近所有被击毁的德军坦克逐一点燃。此举彻底断绝了这些车辆被修复再用的可能。行动结束后，科顿中尉还拍摄了数张战场现场的照片。
第1连第二组“虎式”坦克试图突入维莱博卡日的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该小组由三辆坦克组成：SS下级小队长阿诺·萨洛蒙（Arno Salomon）的122号“虎”式、SS下级突击中队长弗里茨·施塔姆（Fritz Stamm）的123号“虎”式，以及SS军校学员埃尔温·阿斯巴赫的124号“虎”式。
抵达集市广场后，三辆坦克选择分散推进，显然意在从不同方向试探英军防御的薄弱环节。阿斯巴赫的“虎”式沿圣日耳曼街（Rue Saint Germain）推进，施塔姆的坦克沿埃米尔·桑松街（Rue Emile Samson）前进，而萨洛蒙则穿越花园与后院，试图接近让·贝孔街（Rue Jeanne Bacon）与若弗尔大道（Boulevard Joffre）的交叉口。
前两辆坦克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击毁。沿圣日耳曼街推进的阿斯巴赫被一门6磅反坦克炮击中而失去战斗力，乘员成功逃生，该车后来被拖回并修复。施塔姆的坦克则在通过埃米尔·桑松街与让·贝孔街交叉口时中弹，火力来自贝尔图木工工坊（atelier de menuiserie de M. Bertou）院内设置的英军反坦克炮阵地。坦克迅速起火，施塔姆虽被烧伤，但侥幸生还。当地居民回忆称，车内弹药在此后数小时内持续发生爆炸。
第三辆“虎”式从一处花园中驶出，距离反坦克炮阵地不过约50米，同样遭到命中。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穿过街道，最终停在贝尔图花园的角落。车长萨洛蒙成功逃生，这辆坦克在战斗结束后同样被德军修复。
与此同时，莱克斯上尉率领的分队在城镇南侧也发起了一次进攻。在火车站附近，一辆Ⅳ号坦克被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6磅反坦克炮击毁。这一损失使德军的进攻势头迅速瓦解，其余坦克随即撤出战斗。
由此可见，德军在白天试图夺取维莱博卡日的行动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损失五辆“虎”式坦克，其中仅有两辆在战斗结束后得以修复，另有三辆Ⅳ号坦克损失，其中634号Ⅳ号被成功回收并重新投入使用。
此役是“虎”式坦克在诺曼底战场的首次实战，然而其整体表现却显得相当混乱。仅在6月13日当天，SS第101重装甲营在维莱博卡日地区便损失了六辆“虎”式，其中四辆为不可恢复损失；与此同时，装甲教导师则有三辆Ⅳ号坦克被彻底击毁。
德军显然过于倚重重型坦克的火力优势，误以为仅凭装甲力量便足以重新夺回城镇，这一判断与英军在当天清晨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严酷的战场现实再次证明，在地形破碎、视野受限的诺曼底篱墙环境中，缺乏步兵有效配合的装甲部队往往只能取得有限的局部成果，而其付出的代价，则往往远超预期。
维莱博卡日城内的英军部队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氛围中。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B中队的坦克乘员与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步兵及反坦克分队协同作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当地居民托雷尔（Thorel）夫人回忆道：“在杜布莱先生（Doublet）家中架设迫击炮的士兵们不时高声欢呼，其中一人还向躲在地下室的平民做出‘V’字手势，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
第1/7营营长德斯蒙德·戈登（Desmond Gordon）中校在次日提交的报告中，对各部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弗伦奇（French）少校指挥的C连官兵，以及比尔德（Beard）上尉指挥的运输排，在沿侧街及建筑内部追击敌军坦克的过程中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充分发挥PIAT和粘性炸弹的效能，对敌方装甲目标造成了有效打击。”
1944年6月13日13时30分至14时之间，“里特根”战斗群在维莱博卡日主街上被击毁的6号Ⅳ号H型坦克，该车来自第130装甲团团部连侦察排。该车在巴斯德街起点、靠近市政厅广场处被击毁，其损毁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霍恩下士驾驶的“克伦威尔”坦克自市政厅广场方向突入后，从后方实施射击；二是遭到附近女王步兵团部署的6磅反坦克炮命中。
随后发生的内部爆炸将车内彻底掀毁，并导致悬挂结构塌陷，但该爆炸应发生在车辆已被英军纵火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后。比尔·科顿中尉拍摄的照片展示了该车在命中后不久的状态。
1944年6月14日，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在维莱博卡日克莱芒梭街拍摄了这张照片。“里特根”战斗群的634号Ⅳ号坦克停在街道弯道处，靠近戴斯上尉的“克伦威尔”残骸，后者于13日上午被魏特曼击毁。634号在13日午后的战斗中，于理查德·勒努瓦广场附近被敌方击中，该火力很可能来自英军6磅反坦克炮。其中一发命中使车体侧面支架上的备用负重轮发生移位，另有金属碎片嵌入主动轮上方的履带区域。该车显然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被拖曳至此后卡在战前堆放于地面的树干之间。
该车未见起火燃烧，德军显然有意将其回收，因为在“克伦威尔”残骸后方可见另一辆Ⅳ号坦克的炮管，正尝试对634号实施拖曳作业。该车后来被德军回收修复并重新投入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634号炮塔后部的储物已被打开，衣物散落于地，这一迹象表明当时很可能有人曾紧急翻找工具或医疗物资，以救治在交战中受伤的车组成员。此外，戴斯的“克伦威尔”残骸曾被步兵用作掩体，履带之间的木板，很可能是为隐蔽一名或数名射手而专门设置的。
此外，634号炮塔侧面及储物箱侧面绘制着的棱形图案来自舍恩堡-瓦尔登堡（Schönburg-Waldenburg）家族的纹章，其中心为一枚法式盾形图案，上饰红银相间的双带纹。该盾徽曾绘制于装甲教导师第130装甲团第二营部分IV号坦克炮塔右侧及后部。
1944年6月14日，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的一组照片之一，画面显示SS第101重装甲营第4连的水陆两用吉普沿克莱芒梭在维莱博卡日市中心行进，时间为战斗结束后的次日。
画面左侧可见装甲教导师的人员，很可能正在等待对634号IV号坦克的维修作业，而道路中央为戴斯的“克伦威尔”残骸。此时战斗已转移至城镇以东的瑟莱河畔阿迈埃一带，但维莱博卡日低地区域仍持续受到英军炮兵火力威胁。
同一组图的另一张照片，背景中可见被击毁的212号“虎”式，其后方的市政厅周围的广场被烟雾所遮蔽。
1944年6月13日16时至17时之间，比尔·科顿中尉在德军坦克沿主街发动攻击后拍摄的照片。画面中可见两辆被击毁的车辆：“里特根”战斗群的6号Ⅳ号坦克，以及海因里希·恩斯特指挥的113号“虎”式，两车均位于巴斯德街市政厅广场附近。113号的侧面遭到科顿分队坦克及反坦克炮的集中打击。此次交战中，双方在进入有效射界前便已相互发现，因此该车得以在最后时刻将炮塔转向英军方向实施还击。恩斯特在这场交战中阵亡。
照片中可以看到，113号车长指挥塔的旋转舱盖似乎处于开启状态。车长究竟是试图逃生未果、中弹后跌回车内，还是该舱盖在拍摄前已由科顿与布拉梅尔开启以便点火，目前均无从确认。从影像来判断，113号除驾驶员舱口外，似乎没有其他逃生舱口被开启，这或许意味着仅驾驶员一人得以撤离。
这张照片很可能摄于科顿与布拉梅尔点燃6号Ⅳ号坦克之前，因为Ⅳ号坦克炮塔上可见垂落的布料，疑已浸有汽油。此外，炮盾装甲边缘还挂着一顶德国钢盔。113号"虎"式的炮塔舱口处已可见烟雾升腾，表明该车此时很可能已被科顿与布拉梅尔点燃。
这张极具价值的照片同样出自科顿中尉之手，拍摄于1944年6月13日15时至17时之间，画面中央正是菲利普森指挥的111号“虎”式。该车停在巴斯德街中央，已被弃置。这也是目前唯一一张能够清晰辨认其“111”炮塔编号的照片。
在试图通过市政厅广场并绕过已被击毁的6号IV号时，该车遭英军火力命中，该火力极有可能来自布拉莫尔中士的“萤火虫”坦克。坦克失去控制后，沿街滑行，最终撞入路旁一处商铺。
车长与三名乘员成功撤离，但驾驶员舱口始终保持关闭，几乎可以确定驾驶员已在车内阵亡。该车未见明显燃烧痕迹，但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科顿分队对炮塔内部进行检查，随后将其点燃。
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6月14日早晨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市政厅附近的113号“虎”式和6号Ⅳ号坦克残骸。这张照片拍摄前不久，英国皇家空军刚刚对维莱博卡日进行了空袭，火灾产生的浓烟如阴霾般笼罩在小镇上空。
由战地记者兹维默于1944年6月中旬拍摄，画面中，一名德国空军军官站在巨大的113号“虎”式残骸前方。在这张照片里，战术编号只剩下数字“3”的上半部分仍可辨认，因此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与观察者都将其误认作112号“虎”式坦克。
在113号“虎”式左侧（面对空军军官的一侧）还能看到一处命中痕迹。该发炮弹摧毁了一部分侧面挡泥板，并贯穿进入车体内部。
这张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兹维默在战斗结束数日后拍摄，展示了被遗弃在巴斯德街上的111号“虎”式坦克。这辆失去行动能力的“虎”式仍停留在原地，但后续轰炸已使周围房屋墙体坍塌，碎石直接覆盖在坦克发动机舱盖上。
这张照片也让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科顿中尉与布拉莫尔中士纵火焚烧后造成的结果。尤其是炮塔部分，已经在剧烈燃烧中被烧至白热化。
这组著名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兹维默于1944年6月中旬，在维莱博卡日主街拍摄的一组照片，画面展示了111号“虎”式坦克在突击结束后失去行动能力的状态。该车的部队标识仍清晰可见，其车体迷彩对比强烈，带有十分明显的绿色与棕色条纹状涂装。值得注意的是，111号的机电员舱盖曾被打开，以便车组撤离，而在那之后，炮管才最终停滞在如今的位置上方。
可以推测，这是菲利普森本人或炮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操作，其目的既是为了让驾驶员能够打开舱盖撤离，因为英军炮弹命中了车体左前内部区域；同时也可能是为了继续以88mm火炮与MG34机枪扫射街道下方区域。
由于炮管朝向敌方，实际上阻碍了驾驶员舱盖的开启，但最终舱盖还是没有被打开，因为驾驶员已经死在车内。从兹维默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驾驶员舱盖后来已经被掀开，这很可能是科顿部下为了纵火焚烧坦克而进行的操作。
这组照片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111号残骸下方，有一只兔子，而右侧，则有一只黑色幼猫。
这张照片中的“虎”式坦克现已确认为123号“虎”式。该车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的进攻中，在埃米尔·桑松街与让·贝孔街交叉口被击毁，该处正位于“虎”式坦克在城镇南部突击的中轴线上。车长弗里茨·施塔姆在战斗中被严重烧伤，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年轻军官伤势明显重于同样负伤的萨洛蒙与阿斯巴赫，此事有沃尔纳·温特的直接证词为证。
作为第2排的前导车辆之一，该车沿一条与主街平行的街道推进，很可能首先遭到部署在其右侧的英军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反坦克火力击停，可能为6磅反坦克炮或PIAT反坦克火箭。随后该车又遭来自多个方向的持续射击，迅速起火燃烧，炮塔被彻底烧毁。根据一份罕见的当地证词，车内弹药在当日下午持续爆炸数小时。值得注意的是，其主炮处于最大后坐位置。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6月16日前后，即德军将其拖曳至奥东河畔欧奈公路路边、迈松塞勒-佩尔韦以北某处田地的前一天。该车与魏特曼的212号"虎"式同批移走，被用作吸引盟军空军的诱饵。
这组照片展示的是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B中队第1排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87603），很可能为沃尔特·艾伦中士的座车。该车于1944年6月13日18时前不久，在英军撤离维莱博卡日之前，被弃置于圣马丁街坡下、圣女贞德广场一带。
第一张照片由SS第12装甲师的SS上级小队长哈里·翁托拉拍摄，画面中该坦克停靠在人行道旁。第二张照片提供了车辆侧面视图，车体外观基本完好，未见明显战斗损伤。据艾伦本人回忆，这辆“克伦威尔”在当日上午的战斗结束后，曾用于将理查德·勒努瓦广场附近的伤员转运至后方，此后很可能因机械故障而无法继续行动。
图片
九、余波未定
德军白天针对维莱博卡日的装甲进攻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英军依然控制着这座小镇，但其立足点已明显动摇。局势已然明朗，德军势必会倾尽全力清除这一深入其后方的抵抗据点。英军同样意识到，敌方增援正从各个方向迅速向此集结。
在北面，装甲教导师在已投入的第130装甲团第二营第6连坦克之外，又增派了两门88mm火炮、三门野战炮以及一定数量的步兵，该部队由库尔特·考夫曼少校指挥。然而，真正改变战局天平的，是第2装甲师两个装甲掷弹营的到来，这些部队还配属了数量可观的轻型与中型火炮。
17时过后，第2装甲师步兵在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三辆“虎”式以及莱克斯小队两辆Ⅳ号坦克的支援下，沿通往欧奈与维尔的道路发起进攻，意图封锁英军突入部队，并将其分割歼灭。
在此态势下，继续固守维莱博卡日已失去实际意义。若无法控制213高地，小镇本身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因为汇聚于此的道路完全可以从第22装甲旅主力所在的瑟莱河畔阿迈埃一线加以掌控。
欣德准将遂决定将部队撤至该地区，并围绕旅战术指挥所构筑防御据点，即所谓的“箱型防御阵地”，将进一步的重大决策留待次日再行判断。英军仍寄希望于第50步兵师，该师已于13时30分对蒂利方向发起进攻，希望能够突破德军防线，并最终与第22旅主力部队完成会合。
英军原定于19时开始从维莱博卡日有序撤出。为掩护撤退行动，炮兵奉命于20时整对城镇实施一次密集炮击。各部队将依次分批撤离，以尽量延缓敌军对英军意图的察觉。最先撤出的是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步兵，其后为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的装甲部队。
整体撤退过程基本按预案执行，唯一的意外出现在洛克伍德中士的“萤火虫”上。该车在行进中突然熄火，且始终无法重新启动。最终，穆尔中士的“萤火虫”被迫对其实施拖曳。这一复杂且耗时的操作，直到炮击开始前几分钟才勉强完成。
尽管英军正在撤离，德军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追击意图。除几次规模有限且很快被击退的试探性行动外，6月13日至14日的夜间总体较为平静。
英军随后在174高地构筑防御，以第22装甲旅战术指挥所为核心，建立起箱型防御阵地。这一防御体系在英军中应用广泛，并已在北非与意大利战场上经过实战检验。其优势在于能够在阵地周边形成均衡的防御态势，同时根据战场需要灵活集中兵力，并在整个防御过程中持续依托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
尽管维莱博卡日在战术上已被德军重新夺回，但在6月13日傍晚，德军方面并未真正产生胜利的感受。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当最后一批英军部队撤出城镇时，德军非但没有顺势进入城区，反而退至东部郊外，并对维莱博卡日中心实施了密集炮击。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一天无疑带来了双重冲击。清晨时分，他们还以为终于摆脱了占领者，傍晚却再度遭到猛烈炮火的打击。6月14日上午，当德军宣传部门的战地记者赶赴维莱博卡日，意图借助魏特曼的战果鼓舞军心时，他们甚至未敢踏入城镇西部边缘与南部街区，因为当时德军对这些区域的控制依然十分薄弱。
直至突入的英军部队彻底撤离，装甲教导师后方的局势才逐步恢复稳定。
有必要对魏特曼这位著名装甲王牌在维莱博卡日战斗中的个人作用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估。他的那次突击行动常被描述为“英雄壮举”，但或许更应视之为一次带有明显冒进色彩的孤注一掷。在此次行动中，英军蒙受了如下损失：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萤火虫”坦克一辆；
来复枪旅第一营A连M9A1半履带装甲运载车八辆；
来复枪旅第一营反坦克排履带式牵引车三辆；
6磅反坦克炮至少一门；
来复枪旅第一营“通用”轻型装甲运载车八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两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装甲车一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团部分队“克伦威尔”坦克四辆；
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火力校正单位“谢尔曼”炮兵观察坦克一辆及“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一辆。
将213高地上被击毁的坦克，以及在175国道旁果园中由英军自行弃置或丧失战斗力的车辆计入魏特曼的个人战果，显然有失严谨。因此，即便以最有利于这位装甲王牌的口径加以统计，他在此役中的战绩也不过为九辆坦克（七辆中型、两辆轻型）以及二十辆轻型装甲车辆。这一数字与官方所宣称的二十一辆坦克存在明显出入，而后者正是魏特曼获授骑士十字勋章橡叶双剑饰时所援引的战果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魏特曼本人在接受战地记者SS高级小队长迪特尔·门宁格（Dieter Menninger）的采访时，也曾毫不迟疑地重复这一数字，且明确指的是坦克数量。上述差异并不会抹杀他在维莱博卡日之战中所展现的勇气与决断，却足以引发一个更深层的追问：那些经由德国宣传机器精心塑造的“王牌战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在历史评价中是否应当予以更为审慎的折算。
同样，将魏特曼视为阻止英军向卡昂推进的关键人物，也未免言过其实。他的突击固然对“沙漠之鼠”的声誉造成了不小打击，但英军“河鲈”行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维莱博卡日的失利，而在于第50步兵师未能在瑟莱河畔蒂利方向取得决定性突破。在这一关键条件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所谓的“右钩拳”从一开始便缺乏真正的战略基础。
SS第1装甲军战史认为，在该方向德军兵力极度空虚之际，英军错失了一次夺取卡昂的重要机会。历史学者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则指出，当英军发现德军第2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比预期提前一天抵达时，其攻势明显出现了动摇。然而，这支所谓的“先头部队”本身并不构成决定性的战斗力量，若英军能够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蒙哥马利设想中的作战目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至于若英军在6月13日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卡昂之战将如何发展，已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军的突破绝不会轻而易举。英军或许能够在174高地，即作战文件中所称的“岛屿（the Island）”阵地上坚持相当长的时间，并依托强大的炮兵火力，对进攻的德军人员与装甲部队实施持续压制。然而，在篱墙复杂地形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则需要截然不同的作战理念与战术方法。
而在这一阶段，“沙漠之鼠”既未具备这样的战术准备，也缺乏相应的运用能力。
6月14日，随着德军与英军攻守态势的对调，装甲教导师的部队切身体会到了在篱墙复杂地形中强攻严密防御阵地的艰难，机枪、迫击炮与炮兵密集火力压制令进攻部队举步维艰，坦克在这一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仅此一天，装甲教导师便折损近三十辆坦克，步兵亦付出了相当数量的伤亡。
6月15日与16日，SS第101重装甲营又相继损失了两辆“虎”式坦克，即温特指挥的132号与菲利普森指挥的104号。尽管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损失，一度被形容为“前所未有地削弱”的SS第1装甲军，仍然成功遏制了英军第50步兵师的进攻，从而彻底断绝了盟军希望在英军登陆场正面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期望。
SS第101重装甲营104号“虎”式的车体。1944年6月16日，由菲利普森指挥的104号“虎”式，在瓦尔特·哈恩 （Walter Hahn）指挥的131号“虎”式以及莱克斯分队Ⅳ号坦克的支援下率先发起攻击。该车通过卡阿涅（Cahagnes）附近的勒凯奈（Quesnay）农场后，被英军第65福克义勇反坦克团的17磅反坦克炮多次命中并被击毁。菲利普森在试图撤离时阵亡。
这张“虎”式残骸照片在此后三十余年间始终未能得到确切识别。除车体上尚可辨认的标记表明其隶属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外，再无更多信息可供参考，具体位置亦难以确定。借助两份盟军作战报告，该车身份及此战经过方才得以最终确认。
该车炮塔的缺失，或与战后清理战场时对遗留弹药实施集中爆破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战后废料回收人员拆解所致。在若干拍摄时间更早的照片中，该车车体尚未被进一步处理。
这张全景照片很可能摄于1944年9月或10月，呈现了蒂利路口以东、175国道以北莫德雷田野的整体面貌。战斗结束后，英军皇家工兵将175国道沿线的被击毁装甲车辆，以及维莱博卡日战斗及其后续作战中的各类车辆残骸，集中转运至此地存放，直至该地区获得解放。
画面中，英军装甲车辆沿远端树篱整齐排列，清晰可辨，前景处则停放着四辆德军装甲车辆，自左至右依次为：一辆未识别的“豹”式A型、菲利普森的111号“虎”式残骸、疑似“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以及恩斯特的113号“虎”式残骸。画面右侧及向田野纵深延伸的区域，另散布有多辆英军坦克及其他车辆残骸。照片拍摄位置位于175国道旁通往该田野的入口处。
参考
26.含义为“金发女郎”，译者注。
27.源自德语 Hilfswillige，意为“志愿协助者”。该词用于指代在德军中服役的辅助人员，这些人多由战俘或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中招募而来。
28.盟军对德军MG-42通用机枪的常见俗称。
29.这一战斗经过随后被美国记者汤姆·特里纳（Tom Trinor）记录于其发表于1944年6月19日《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上的文章中，从而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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